今年以来，我国不少省市工资上涨，显示出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短缺与劳动力需求上升较快之间的矛盾。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经验，可以大致推断当前我国工资上涨将有助于提升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和区域平衡发展，同时也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为扩大工资上涨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我国政府可从信息提供、金融支持和减轻税负、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以及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

    两主因致各地工资上涨

    今年7月份以来，我国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省以及北京和深圳等市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20％以上。预计今年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将达到27个。一些企业如富士康公司和本田公司也大幅上调底薪。各地工资上涨显示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短缺与劳动力需求上升较快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呈现结构性短缺。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只有2481万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因此，农村可供转移出来的青年劳动力十分有限，而不是之前很多人认为的“农村可以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22.5%。
    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需求上升较快。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我国被监测的105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37.3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637.1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1，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12；需求人数分别比上季度和去年第二季度增长了2.9%和31.7%。

    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时期的经验看工资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收入倍增计划”时期，从1960-1969年的10年间，GDP累计增长138%。按照国民经济构成因素分析，雇佣者薪酬累计增长245%，各行业人均现金收入由1.85万日元/月增至4.89万日元/月，名义累计增幅164.3%。可见，雇佣者薪酬的增长和各行业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分析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总体发展变化情况，可以推断出我国在工资上涨的带动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增强，促进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更加优化，同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一是居民消费率将有所提高。收入增加将直接导致居民加大消费支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后，1973年日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按现价美元计算）为49%，比1970年上升1个百分点，到1982年达到55%，比1970年上升7个百分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这对于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的我国而言，居民消费支出的扩大有助于我国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逐渐转向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上来。
    二是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在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企业有主动升级产业结构的动力，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增长较快，而一些初级产品加工业有所下降。1988年，日本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指数平均值达到100.3（2005年=100），比1978年增长23.1%，其中，家用电器、电力机械、精密仪器和摄影感光材料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增长最快，均超过一倍，分别增长179.3%、149.3%、125.2%和119.3%；而化肥、原油和煤炭、有色金属以及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比1978年下降52.8%、22.1%、17.7%和4.8%。不仅是制造业内部产业升级，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日本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后，服务业增长较快，其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1966-1969年，日本服务业增速连续4年超过10%，到1974年，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到1983年达到56.7%，比1970年上升了9.1个百分点。今年7月修订后的我国2009年GDP及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3.4%，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末的水平，我国服务业在居民收入增加的背景下有可能步入较快增长的轨道。
    伴随产业优化和升级，日本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上世纪70年代日本全行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4.4%，比1971年至2008年的平均增速高出1.4个百分点；分别比上世纪80、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高出1.2个、1.9个和2.4个百分点。
    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促使日本寻求国外更广阔的市场，实现本国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向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等地转移纺织、冶炼等产业，国内则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精细化工、家用电器、精密机械等能源消耗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我国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的趋势下，中西部地区有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和有利条件。这将有助于东、中、西部地区逐步缩小差距。
    三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将受到一定影响。工资上涨将可能加大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可能收紧。“收入倍增计划”期间，日本工资迅速上升，到该计划结束时的1973年，日本制造业每小时工资是1960年的4.13倍，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率飚升。1977年，日本CPI上涨率达到23.2%，分别比1960年和1970年大幅高出19.6个和19.2个百分点。国内物价迅速上涨迫使日本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日本官方利率一升再升。1974年，日本官方利率达到9%，比1966年大幅上升352个基点。
    工资上涨意味着本国劳动力单位价值上升，导致本币实际汇率升值。1978年，1美元平均兑换210.39日元，日元对美元汇率与1971年相比累计升值39.5%。当前我国工资上涨，有利于减少我国外贸顺差，缓解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给我国的汇率机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19日启动了新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6月21日，1美元兑换6.7968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比前一交易日上升0.44%；7月23日，1美元兑换6.7803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比汇改前的6月18日升值0.68%。

    如何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

    当前我国一些地区工资大幅上涨预示着我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国经济正处于艰难转型期，工资上涨将给我国带来较为深远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企业的竞争力下降等。为稳定和完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减轻企业负担，政府可从多方面予以支持。
    其一，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监测和预警。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监测，及时提供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工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对出现招工难的行业和地区及早发布预警，方便企业和失业者作出合理的决策。
    其二，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减轻企业税负。通过贷款和利率优惠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金融支持，帮助企业渡过转型升级的困难期。通过减轻税负尤其是竞争性企业的税负，既可增加企业上调工资的空间，又可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
    其三，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机制。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合同法》以及《集体合同条例》等，提高工人待遇，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长效机制。
    其四，增强高级技工的培养和激励。通过技能培训和落户政策等方式提高职工的竞争力，缓解就业压力和结构性用工短缺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