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导致骄傲

“除非是大臣以上的人物，否则东京都知事不会亲自前往磋商事务”，在东京都政府内，此前存在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这是掌管日本首都的东京都知事才有的 “特权”。

最大限度利用东京都知事“宝座”的是石原慎太郎。他曾拍胸脯说，“因为国家不做，所以只能由东京都来做”，并以此坚持作为政治家的自身价值。形成对照的是，青岛幸男则因被埋没在巨大组织中而感到痛苦。因无法发挥自主性，仅担任1届4年知事便匆匆离去。

东京都知事的“特权”有时也导致了骄傲和傲慢。在石原慎太郎时代，海外出差的高额住宿费和乘坐头等舱成为问题。在东京都的文化事业中，石原起用了亲属，曾因此被猛烈批评为“东京都政府的私有化”。

历任东京知事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在巨大的期待中上台，但最后却迎来糟糕的结局。除了因“金钱丑闻”辞职的猪濑直树和舛添以外，很多任知事也都因为问题缠身而结束了任期。

被卷入利益与腐败事件的第一任东京知事安井诚一郎、东京奥运会后的不良影响日趋明显的东龙太郎、自称“惨淡落幕”的美浓部亮吉、因临海地区开发和城市博览会遭到批评的铃木俊一……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任东京都知事是在东京市民的挽留声中退场的。

小池百合子是作为“二战”后的第9任东京都知事，也将面临这一“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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