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近世日本社会结构的嬗变

德川幕府建立后，实现了社会的和平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幕藩领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年贡，也积极进行新田开发、兴修水利，为农民的农业生产提供物质条件。农民的土地持有权得到了国家的保障，在年贡村请制⑥下，农民向领主交纳一定量的年贡后，其余的产品可供自己支配，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此外，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品种改良、肥料施用等因素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兵农分离之后，武士、町人都集居于城下町，1635年幕府开始正式实施参觐交代制，大名及其家臣须一年在江户居住一年在领国居住，其妻、子则作为人质常年居住于江户，因此，在城下町和江户形成了庞大的城市人口。在17世纪中期，江户的武士和町人的总数达到43万，到18世纪中期超过100万人，总的都市人口合计超过250万人，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5％[6]228。庞大的城市人口必然会促进城市工商业、金融业组织的发展，以经济中心大阪为例，正德年间(1711-1715年)各地设在此地的国问屋⑦共有1851家、船宿⑧316家，专门进行大米、蔬菜、油料交易的专业问屋共有45种、2355家，其他问屋有14种、949家，可见其商贸的繁荣。1724年从大阪运到江户的主要商品有：皮棉103530捆，木棉10471捆，油73651樽，酒265395樽，酱油112196樽，米13278俵，炭251俵，鱼油296樽，盐6780俵[7]110。这些数据说明了城市巨大的消费能力，而且实现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联系以及货币流通。

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性农业的展开。如前所述，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量。1714年进入大阪市场的主要农产品有大米、蔬菜、烟草、菜种、木棉、绢、布等，价值160416贯，占全部商品价值的56％[8]188-191。同时，由于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衣料、食品的需求量，木棉种植业、蚕桑业发达起来。在木棉种植业方面，1705年摄津国平野乡的木棉种植面积达到水田的52％、旱地的78％[8]193-194；1714年运往大阪的木棉有1722781斤，棉子2187438贯，1736年运往大阪的木棉有1603878斤，价值3597贯[7]107-108。在蚕桑业方面，1715年6月至12月京都的和丝价值8151贯，到1735年前后达到约2万贯，增长了两倍多[8]147-148。

到了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已席卷整个日本，日本近世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太宰春台在成书于1729年的《经济录》中写道：“当代天下之人……万事皆用金银已成风俗，远国殆同然也”[9]107，到了1740年代，他更明白地写道：“当代天下之人，无论贵贱皆集于江户，因为旅客之故，金银足为万事之用，已成风俗，未成为旅客者，如旅客一样，不以米谷布帛为宝而以金银为宝，即便是在山野，有金银即易得米谷布帛，故当今之世只是金银之世界，米谷只不过是满足朝夕饭食，布帛不过仅充衣服，其余无论大事小事皆可用金银办妥，故天下之人贵重金银百倍于往昔。当今之世，即便有米谷布帛而乏金银则难以立于世间，不仅小民之贱者，士大夫以上、诸侯国君皆然”[10]291。值得注意的是，“不以米谷布帛为宝而以金银为宝”说明的是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货币经济已经取代以贮藏为特征的自然经济而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即便是在山野，有金银即易得米谷布帛”，“不仅小民之贱者，士大夫以上、诸侯国君皆然”，更说明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社会阶层上都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种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无疑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町人势力崛起

町人主要从事工商业，在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润，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一群体成为获利最大的群体，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町人的经济实力雄厚。成书于18世纪前期的《町人考见录》记载，町人两替善六盛时是拥有二三十万两的富豪，居宅是一町平方的大宅。另一位町人两替善五郎在17世纪后期成为京都、大阪的第一大两替商，一年间获利上千贯，账面收入接近百万两[11]182、195。近世后期的著名町人三井、鸿池、淀屋家更为豪富：豪商三井家1813年拥有约74万3千两的总资产，1867年增至约94万6千两；在江户大传马町开店的木棉批发商长谷川家在1828年拥有约31万8千两的资产[12]348-349。町人在流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以至于近世中期的思想家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笈》中指出，“天下之通用金银悉归商贾之手，豪富之名仅归商贾，永禄之长者武家皆贫穷，是故商贾之势逐渐盛而居四民之上。当时商贾之财货，如将日本国当作十六分，则十五分归商贾，其余一分归武家。例如，羽州米泽及秋田仙北郡一带的米，丰收之节，一升值钱五六文，交于商贾之手，运抵江户，不论丰凶即达百文”[13]。

町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开展金融活动，向全社会扩展势力，町人开展的面向大名的“大名贷”和面向町人的“町人贷”等高利贷业务就是其中的典型。如大阪最大的两替商鸿池家在1673年的町人贷仅占7％，而大名贷却达到了84％，仅1714年就获利2100贯银[14]。京都商人三井家向纪州藩贷款，从1719年的6万贯起逐年增加，到1774年，达到655000贯，年利率最低9.6％，最高达15％[15]。由此可见，町人的经济实力是多么雄厚，几乎控制了各藩的财政命脉及武士的日常生活，太宰春台写道：“诸侯垂首而向町人讨要，凭江户、京都、大阪及此外处处富商以渡世，贡租一至则归商人，收纳之时金主则封粮仓，以贡租偿还犹嫌不足，常常被追债，谢其罪犹不能安心，见金主如畏鬼神，忘却士之身份而俯伏于町人，或典当重代之宝器以救时急，家人忍饥挨饿而飨金主以珍膳”[9]128。生活贫困的下级武士也不得不向町人借钱以维持生计，如近世末期加贺藩下级武士猪山家1842年共负债银6260匁⑨，其中向町人借款3000匁，占到总借款的47.9％。而且，这些借款的利息非常高，最高的是年利18％，一般是15％左右。在最坏的情况下，猪山家一年要支付的利息就超过1000匁，相当于其年收入的1/3左右[16]56-57。

町人还通过完善的商业组织控制市场和物价。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城市中出现了大量从事物资流通中介的“问屋”。町人通过结成大阪“24组问屋仲间”、江户“10组问屋仲间”等批发商公会，对国内特别是各地于三都流通的主要货物实行广泛的垄断经营。通过这种批发商公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内主要货物的运输、加工、供销关系网络和流通机构，而且具有了左右全国主要商品价格的权力，从而在市场控制和商品流通领域占据了凌驾于领主阶级之上的主导权。以至于荻生徂徕慨叹“商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仲间’，依靠它来管理商业活动，商人个人无需做任何事就能够获利谋生，这样的经营方式成本花销很大，根本无法降低物价”[17]84。

(二)武士贫困化

兵农分离和石高制的实行，切断了武士的经济基础，他们不得不以静态的石高收入应对动态的经济生活，而为维护身份制度的连带制度体系——财税制度、参觐交代制度、等级制度等又束缚了幕藩国家和武士自身，从而使武士深陷贫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首先，近世日本的财税体制存在先天漏洞，使幕府与各藩无法完全把握农民的生产剩余。在石高制下，幕藩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交纳的年贡，然而，由于武士集居于城下町，其生活开支必然要受到城市市场经济的制约，从17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的商品经济就不断发展壮大，到天保年间(1830-1844年)，周防、长门国(现山口县)生产总值的52％来自农业，48％来自非农业(含林业、海产业)，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产值几乎相当。然而，幕藩国家对农业部分征收的年贡率达到47％，而对非农业部分征收的年贡率却只有2％[18]，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从非农业部分获得的税收收入是极其微小的。即便是农业部门，幕藩国家获得税收收入也与当时农业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差距甚大，农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增加的收入基本上成为课税之外的无地租负担的纯收入[19]。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彦根藩宇奈根村在正保期(1644-1647年)有旱地54町6反5亩17步，1651年的石高为53石3斗7升7合，到元禄期(1688-1703年)该村实际的石高是169石8斗4升1合，增加了3倍多，但村高依然固定为53石3斗7升7合[20]。这也就意味着，农村耕地面积的增加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生产物增加并没有被幕藩国家拿去，而是留在了民间，成为事实上的“藏富于民”。

既然幕藩国家从生产发展中拿走的剩余有限，那么，伴随着城市物价的上涨、消费水平的提高、参觐交代的实施、农民对年贡增征政策的抵制，幕藩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名不得不向富于资财的町人贷款，即所谓的“大名贷”，然而，很多大名借款不还致使町人破产，因此，元禄、享保期(1716-1735年)以后，三都商人对此亦加以警戒，不向藩主融资，有的大名因被商人拒绝而坠入窘境[8]209。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不断发布“奢侈禁止令”和“俭约令”，各藩采取的对策中实施得最多的就是家臣的“知行借上”，即实际上的减俸。太宰春台说：“近年来，大小诸侯皆贫穷，因国用不足之故，减少给人之禄，或即便给人死亡亦不补缺，或无罪而给予长假，此类颇多，与三十年前相比……发给给人之米已减少三分之一，大国诸侯如此，新国之小诸侯比比皆然也”[9]125，“近来大小诸侯国用不足甚为贫困，借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如不足则要求国民出金以救急，犹且不足则借江户、京都、大阪富商大贾之金，年年不已，仅还借款已罕见，况且息又生息，宿债增多不知至于几倍[10]289。在这种情况下，既导致了中下级武士的经济状况恶化，又使町人阶层获得了巨大的金融收益。

其次，“旅宿境遇”将武士全面卷入市场经济生活中。兵农分离后，武士集居城下町，1635年幕府又开始实施参觐交代制，不仅需要往返路途花费，还须在江户营造藩邸，因而耗费了大量财富。例如，1643年长州藩要将年贡米收入的90％以上作为江户入用，18世纪初的加贺藩也要将年贡米的1/3甚至更多作为参觐交代之用[6]229。近世中期的思想家荻生徂徕将武士的这种“只要不是生活在本人自己的知行所内”的生活状况称之为“旅宿境遇”。身处旅宿境遇的武士，在生活方面“哪怕是一根筷子都要花钱买来”，其结果是“当武士们到江户城生活的时候，他们要卖掉自己整年的知行米，用这些钱购置日用。他们殚精竭虑、奉公敬上得来的俸禄全都让住在江户城的町人得了利益。靠这些利润，町人们势力壮大起来，世界逐渐变小，物价不断上升，武士的贫困状况到现在已无药可救”[17]41-42。“武士们靠典当物品维持生活，或是让町人送钱来，自己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们手中”，“不用现金购置各种物品的话，武士们连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以至于离开商人武士就无法生存”[17]82-83。荻生徂徕指出这种“旅宿境遇”是“天下贫困的根源”[17]69。

再次，武士的“身份消费”束缚着武士自身。在武士身份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武士要在服饰、家居、消费等各个领域表现得与庶民相区别，如1615年的《武家诸法度》就规定，“衣裳之品不可混杂”，“杂人不可乘舆”[4]455，此后颁布的历次《武家诸法度》都强调这一点，以此来维持武士的“格”。“‘格’是从日常举止、服饰、饮食、器物、住宅、佣人的数量、女眷的礼仪、信件往来、对使者的安排、在江户城活动时的随行人数、出行途中的安排，到冠婚丧祭的诸项礼仪等等，人们都要遵循的一套规矩。社会上流行的做法沿用下来，就成为‘格’，大名自己和他们的家臣、佣人们都十分看重这些，甚至认为只要不符合这些‘格’就配不上自己的大名身份”[17]69。日本学者矶田道史将这种消费称之为“身份消费”，这部分消费是很难削减的。以幕末加贺藩下级武士猪山家1843年的身份消费为例，此年猪山家付给家丁的薪资和生活费、交际费、礼仪行事入用、寺社祭祀费共达银800匁，占到了全体消费额度的1/3[16]77，从而给下级武士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士相对于庶民的优位反倒束缚了武士自身。

(三)农村阶层分化

17世纪中叶，日本的小农民基本自立，但农民中存在着阶层分化。抗风险能力低的下层农民在天灾人祸之际，不得不抵押土地以获取生活物资和缴纳年贡的资金，这种土地的抵押关系在17世纪后半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当农民无力偿还借款时，抵押的土地就变成“死当”，其土地所有权就转移到抵押主手中。1723年幕府正式承认土地的死当，此后土地的集中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限制。富农与地主将其部分土地作为佃耕地贷给贫农层，从而形成地主——佃农关系。这种状况在近世后期越来越严重，从1873年发布的《地租改正条例》可以窥见土地集中的状况：全国耕地的佃耕率是27.4％，北陆、东山、东海、近畿、四国、山阴比这个平均数高，最高的是山阴42.7％，其次是四国41％，第三是北陆39.6％。佃农不仅耕作佃耕地，而且多从事雇工和零工活动[12]313。富农与地主同时又从事织机业和其他营业，经营质屋、酒屋、谷屋等，具有半商人的性质，还通过地方金融积累财富。即寄生地主多是兼营地主经营、农业经营、商业、小营业。豪农既从事农业经营，通过出租土地获取佃租收入，又从事商业、金融业获取收入，在经营方式上与町人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契合。

大量农民成为佃农或脱农化，直接造成农村的纳税农民减少，这直接影响到幕藩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幕藩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又不得不采取年贡增征等措施，从而引起下层农民的反抗，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农村中的豪农地主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剩余，成为幕藩国家和中下层农民之间的新阶层，从而使幕藩国家对农民的一元化支配实际上被架空。这两者都现实地瓦解了幕藩国家的统治基础。

本应享有尊崇社会地位、独享统治特权的武士阶层因其自身经济状况的恶化，成为近世日本社会的“悬浮”阶层。而在近世前期的身份制度设计中居于卑下地位、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农商阶层中的一部分却因经济实力上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提高了地位，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概括为武士的“下流化”与豪农豪商的“上流化”，换言之，因商品经济对全社会的渗透，近世初期通过政治强制确立起来的身份结构因社会财富的不均衡分布而出现了严重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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