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品经济冲击下近世日本身份制度动摇的表现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引起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社会结构因之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近世前期通过政治强制建立起来的身份制度走向动摇。

首先，社会的身份意识发生了转变，武士作为近世日本的治者集团，本来居四民之首，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威，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渗透，庶民阶层形成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强调自己身份对社会的贡献，武士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

町人思想家西川如见⑩在其著作《町人囊》中比较了武士身份和町人身份的差异，认为“武士卖身于主人，努力军阵，治世不能逞其志，短暂相交不能逞其武，以不辱主人之名为美。即便不愿亦不得惧其死。町人没有主人，只有父母……只有生为町人才是幸运”[11]95，通过这种对比町人发现了自身身份对于武士身份的相对优越性。西川还强调了町人对社会的贡献：“百年以来，天下静谧，儒者、医者、歌道者、茶汤风流诸艺人，多出于町人之中。水居于万物之下而滋养万物，町人位于四民之下而作用于上五等之人伦，生于兹世兹品，幸甚至焉。(町人)位居人下而不凌于上，不羡他人之威势，坚持简略、质素，安于分际，同类相聚，尽一生之乐事”[11]88。正因为町人对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町人对自身身份充满了自豪而不是自卑。室鸠巢(11)也认为，“农人主田地生植之财，开天地布八谷，植桑麻，入山采薪，趋野刈茅，取山野河海之食物，劳天下之衣食；工人掌天地器用之材，接金铁大木之类，用其材出农具，作兵仗，织衣服，营室宅，作万器劳天下之用；商人助天下之偏倚，省有补无，取有余而补不足，遍天下之财，蒙天下之化育”，并强调农工商阶层为了天下的福祉而不惜劳苦、勤勉工作，充分肯定他们的价值和作用[5]67-68。

庶民的崛起和武士的贫苦使武士在庶民群体面前已经无法维持往昔的体面和尊严，为了度过眼前的经济困难不得不向庶民低头以谋取利益：“今之武家，苦于贫穷之故，以至养他人之子必求金银，因此卑贱而富者，乘此时而出金，以其子养于士大夫，以数百金而取田禄之士大夫之家，国初以来军功忠勤而享世禄之家，被无家系之下贱者而取代者不知几百千人也”[9]245。武士甚至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获利：“今之士大夫苦于贫穷，通过娶妻而获数十百两以救当前之急，金尽则虐其妻，妻不堪其苦而求去，幸而妻还而不还金，又另娶富家女，如前者数次[9]248。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局面面前武士已经难以维持武士道德了，其相对于庶民的优势地位岌岌可危，其直接表现是，反映武士和庶民身份等级差别的服饰发生了巨大变化：“凡人之衣服，别贵贱上下之标志也，当今之世无士庶衣服之制度，故贵贱无别，士大夫如贫穷则着恶服，庶民如成富豪则着美服”[9]263。事实上，这种尊卑的逆舛并不是因为“无士庶衣服之制度”，而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各身份群体之间经济地位的升降引起了社会地位的隆污，近世初期所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衣裳之品不可混杂”的强制规定已经失去了现实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庶民阶层对于武士的威服感也在降低。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后，庶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武士的无礼行为增多，以至于幕藩国家不得不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来维持武士的治者地位。如盛冈藩从1696年至1825年先后11次向百姓、町人、职人发布一揆禁令，禁止向武士失礼，其中1780年、1781年连续发布3次[21]，由此可见，武士因其经济上的贫穷不再享有制度上应有的尊荣，其社会地位因缺乏坚实的经济力量作保障而受到农民、町人的挑战，从而出现了名实的分离和尊卑的逆舛，武士成为“悬浮”于社会之上的阶层。换言之，在近世日本，固然有重视身份等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重视实力的一面，经济实力雄厚的豪农豪商也会享有尊崇的社会地位，而贫穷的武士则受到鄙视。领主阶级的经济窘迫，以至于没有富裕的地主、町人的援助就不能维持武士的生计，这成为武士在全社会失去权威的直接原因[12]337-338。

其次，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武士集团迫于经济困境，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身份壁垒，有限地向庶民开放武士身份，从而出现了庶民武士化的现象，近世日本因之在严格的身份制度约束下出现了有限的社会流动。

在近世中后期以后，虽然武士的社会地位下降，但这一群体依然作为社会的治者集团高踞于庶民群体之上，依然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因此，作为被统治阶层的农民、町人仍然有着强烈的身份上升欲望，不惜通过献金等方式获得武士身份。在二本松藩，从宝历年间(1751-1763年)开始就可以通过献金获得与力、乡士、町年寄、检断格的武士身份，通过购买获得永代苗字带刀和一代苗字带刀的町人、百姓增多了。这些富裕的町人、百姓愿意通过大量的经济花费取得武士身份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甚至有人借钱购买武士身份而陷入长久的贫困之中。1868年11月，会津藩大沼郡川东组新屋敷村通过献金获得带刀、苗字、裃(12)等身份者达36名[22]。农民和町人通过献金获得武士身份成为身份上升的重要渠道。

此外，近世中后期幕府与各藩都普遍面临着财政困难的问题，不得不通过“卖禄”的方式获得财政收入，从而为下级武士、农民、町人的身份上升提供了可能。以仙台藩为例，1759年的财政收入是76998两，财政支出195003两，赤字约122000两。为了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仙台藩允许百姓或下级武士通过向藩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便可获得相应的武士待遇，如“百姓带刀许可”50两，“百姓苗字许可”100两，不同级别的武士价格不等。安永年间又将所有的价格减半。1766年仙台城下的木材商人安倍清右卫门通过献金获得“二十人扶持”的番外士身份，为了获得大番士的身份又献金四五百两。1797年安倍清右卫门被任命为“出入司”，给予500石的役料[23]137-142。幕藩国家的这种卖禄政策满足了下级武士和庶民身份上升的欲求，同时也导致了身份制度的松弛，因为兵农分离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份隔离确立起武士对于庶民的优位，幕府和诸藩的卖禄政策实际上是一定程度的向庶民阶层敞开了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而其本质则是政治权力向经济权力的部分妥协。

再次，商品经济的渗透使经济规律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了更有力的作用，更多的人力资源向工商业领域倾斜，通过政治强制建立起来的身份制度已经难以使各身份群体“各安其位”。

武士的贫困化迫使武士在体制外寻找生活来源，据1825-1828年作为江户各町情况调查报告而成书的《江户町方书上》记载，即使在幕府将军所在地的江户，“仅在250家商家之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者其祖先是武士、浪人、乡士者，就有48家”，约占1/4；再据《郡村徇行记》记载，在“御三家”之一的尾张藩名古屋，“在181家商人中，武士占50家，平民占10家；僧侣1家；其余120家为町家”，武士出身的商人占商家总数的28％，武士町人化的程度可见一斑[24]。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使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脱农化现象，更多的农民从事工商业或流入城市。进入18世纪后，商品经济将农村和山村都卷入其中，各地从事商业的人增多了，到了19世纪，从事商业活动的农家更加普遍。位于中山道沿线的上州五料村，1827年220家农家中有72家农户从事饮食业、手工业活动。在武藏野西部的武州多摩郡新町村，从文化文政期(19世纪初)开始，从事农间商业的人增加了，1838年新町村60家中有20家从事酒、谷类、布匹、木材、蔬菜、烟草、鱼等的买卖，到1843年增加到32家[12]361-363。和泉国宇多大津村1840年前后有288户村民，完全从事农业的有197家，兼营农业的有28家，脱离农业的有66家，其中28家是靠工资为生的日雇工[25]。此外，面对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贫穷的水吞层农民更是通过打工、奉公的方式流出农村。以美浓国安八郡西条村(村高700石高，人口400弱)为例，该村在1773-1825年平均有50.3％的男子、62％的女子出外打工，佃农外出打工的比例更高，男子高达63.1％，女子高达74％。去向最多的是名古屋、京都、大阪、大垣、津、堺、江户、彦根、桑名等9都市，1773-1800年、1801-1825年、1826-1850年、1851-1868年男子在这些都市打工的比例分别是61.8％、54.9％、63.5％、58.6％，女子的比例分别是47.4％、55.2％、47％、34.9％[26]。由此可见在近世中后期农民外出务工已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面对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膨胀、治安恶化的状况，荻生徂徕一再强调要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土地上，避免出现“人们在各地混杂游荡的现象”[17]16。农民群体是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基石，这一群体大量的脱离农业生产，意味着近世前期通过培植封建小农以夯实身份制度的努力受到了商品经济的挑战，也意味着武士的政治强制难以抵御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的组织原理从政治强制走向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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