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日本对于中国，始终是最好的镜子；日本经济繁荣与毁灭，根源可以追溯到1940年战时经济体制，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日本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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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2018年7月16日 06:21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 徐瑾

当谈论资产泡沫、房价上涨、经济下降甚至中美贸易战的时候，都会有人发问，中国应该怎么办。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等多次提及，中国当下其实最好的参考之一，就是我们的邻居日本，因为中国不同的阶段，日本几乎都曾经走过。

日本战后经济故事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说起？

眼下热门的安倍晋三力推的安倍经济学，和两千年之后小泉纯一郎首相领衔的改革看似彼此呼应，而二者共同起因都在于改变日本经济从90年代以来的疲软，也就是应对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之前，则是金光闪闪的80年代以及追赶美国的70年代，更不用提，在经济起飞阶段奋发向上的五六十年代。

再往下追，就到了1945年，这年被称作现代世界“零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导致盟军或者直接说美国的占领。

善恶有了终结，故事似乎也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总是层层叠叠铸就。在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看来，日本经济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就是1940年的战时经济体制，他的著作《战后日本经济史 : 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就记录了这段历史（中文版近期由后浪推出）。

1940体制保持延续，很大原因是人的延续

所谓1940年体制，也就是在1940年前后，日本改革派官僚对于日本经济的系统改造。最终目标而言，其实是建立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即对产业进行国家统治；同时对于金融制度也进行改造，排斥股东对于企业的支配，确立了“银行中心主义”。

此外，日本税收制度也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强化个人税收，日本甚至成为纳粹德国之后第二个实行预扣所得税制度的国家。除此之外，日本农村改革也启动，地租由实物地租转向现金支付。

1940年一系列改造，动机都是以赢得战争为目标，本质是以举国之力来动员社会力量资源支援战争。这看起来也有有些怪异，即如何理解日本从一个追求自由市场的经济体，转向统制经济体？如果从时代背景来看，1940体制在日本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偶然。当时不仅日本如此，世界趋势也是如此，这源自是1930年代的集体风潮，世界在1929年大危机后的整体转向。当时，苏联模式成为模板，美国罗斯福新政赢得关注，至于中国，民国国民党政府同样利用了相似手段攫取了国家对于金融乃至经济的控制。

战时经济的特征，多数国家都经历过，日本的案例有什么特别？野口教授研究的突破性，在于指出这套体制的延续。这套体制不仅存在于战争时期，与日本战前相对自由的模式完全不同，更重要是，这套体制在战后也延续了下来，只是形式比较隐蔽，既骗过了当时美国占领军当局，多数民众和研究者也浑然不觉。

以企业为例而言，1940年体制思潮不仅改造了政府机构，也塑造了日本战后企业格局。伴随着当时成为主流的军需经济，不仅媒体公众受到管制，多数企业发展路径也随之改变。今日日本有不少世界知名企业，给人感觉多是战后涌现，但考察下来，其实完全成长于战后的可能就是索尼和本田。其他大企业，追溯起来和战前都有千丝万缕关系，而且也在战争时期自愿和不自愿都被政府控制而且得到过扶持。

1940体制何以在战时战后保持延续，很大原因是人的延续——即在战时时期的以改革派官僚为主的经济官僚主力，在战后整肃过程中没有遭遇美军清算。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岸信介。在战前，他既是当时满洲国经济政策操刀者，也是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但是在战后，他却成功脱离美军审查，甚至当选日本首相。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岸信介外孙，安倍也将自身视为岸信介的政治遗产继承人，某种程度而言，安倍经济学和以岸信介为代表的1940体制存在连续性。

1940体制功过再厘清

今天来看，如果认可日本战后依旧延续了1940体制，那么日本经济奇迹如何解释？甚至，1940年体制是否管用，对于其他国家是否具备参考性？

先看第一个问题，通过1940体制这面透视镜子，我们对于战后日本经济也有了不同的立体视角。

在1970年代之前，当时技术有利于垂直一体化模式。日本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来自于低利率与资金配给、财政投融资政策，国家干预在这个资源配置发挥了作用，1940体制一定程度上和时代契合，也促成了日本的发展。然而，形势在1980年代有了变化，此刻技术需要市场化发展，野口教授认为以市场为核心的英国和美国地位上升，以组织为核心的日本和德国则面临滑坡。

于是，1940年体制与日本泡沫时代一同灭亡，日本也被前进行中的世界抛在身后。在野口教授框架中，日本经济奇迹，部分成就于1940体制，也最终毁灭于1940体制。这就引发第二个问题的追问，如果1940体制有效或者说部分有效，是不是赶超国家在赶超进程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1940体制关键问题，其实国家干预市场经济，那么对于1940体制的思考，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书孰优孰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野口教授的解释更多将日本的落后解释于体制不适于时代发展，这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我认为恐怕还不足够。

例如，如何解释德国后来的发展？如何解释技术的进步？更进一步思考，1940年体制或许重要，但往前深挖，日本战前因素对日本发展同样重要。从原始的封建分割传统到江户时代以来的勤勉革命，再到明治维新带来主动观念变化，更不用说日本战后民主化的临门一脚，这些变化每一个单独看起来也许都没有那么彻底，但是累加起来对于日本社会的改造也非常剧烈。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1940体制的存在，只是觉得1940体制的功过可能还需要厘清——它在造成日本经济危机方面或许责无旁贷，但是日本经济奇迹，或许本身1940体制或许没有那么大的分量。

写历史要用有狗眼和鸟眼

野口教授在日本经济学家中以犀利著称，他的思考提供了有益参考。他关于1940体制研究不仅是一个学者的深入思考，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国家成长与衰落的沉重反思。

野口悠纪雄关于1940体制有专门论著，对于日本经济写过《土地经济学》、《泡沫经济学》、《制造业毁灭日本》等著作（他对于笔记整理以及时间管理也颇有心得，甚至专门为此著书），《战后日本经济史》算得上他对于日本经济的集大成思考。

熟悉野口的读者，对他提出1940年体制想必并不陌生。除此之外通过作者本人人生故事，我们可以理解历史变动中的一些生动细节。历史本身就是宏大视角与细碎个体组成，就像他自己说写历史要用有狗眼和鸟眼，狗眼也就是人间视角，鸟眼就是从高空俯视。

通过一窥野口本人的成长史，也可以让我们反思日本经济80年来的起承转合——正如他所言“我们这代人见证了战后日本经济涨落起伏的整个周期。因此只要把我们的经历汇集到一起，大概就能写成一部日本战后经济史。”

他本人就出生在1940年，幼年经历过惨烈的东京大轰炸，幸存之后开始对于国家至上这种体制有了亲身反思，长大后任职过大藏省，海外两次读书，最后成为著名学者，其实人生起点已经埋下了“从此不再信任国家”的思维。再比如，他的母亲一直投票给社会党并不是因为支持社会主义，而是不希望孩子再上战场。这种想法在他们那代人并不罕见，也是日本社会和平的民意基础。

比如日美贸易战中，80年代日本何等意气风发，和美国贸易争端也从纺织品到钢铁过度到汽车。野口悠纪雄教授当时四处接受演讲，听众期待听到介绍日本经济先进经验，一次在美国凯迪拉克的老总来接他，汽车一时发动不起来，只好很尴尬地说，如果是日本车就不会这样了。

有意思的是，从野口悠纪雄本人经历也可以看出一些日本社会的其他特征。如前所言，野口教授父亲因为单亲家庭，母亲抚养长大，平民弟子，所以大学所选的物理专业虽然学业优秀，但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转到经济类公务员，工作多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再回到大学教授。从物理到经济，从公务员到学者，本身是很有意思的经历，但在中国更不用说美国社会也算是常见，但他的叙述中却充满艰辛，因为在讲究从下往上甚至从一而终的日本社会，竖直流动是常态，野口这样跨行业与专业的水平流动非常少见，而野口人生选择了两次水平流动，基本更是特例。

从日本看中国

未来日本何去何从？

答案可能还是离不开1940体制。

也许现实中的1940体制被打破了，但头脑中的1940体制还是存在，比如迷信大公司、不愿意创业、依赖国家管制等思维仍旧在日本社会存在，打破头脑中1940体制更为重要。对于中国等国家而言，目前对于产业政策的诸多讨论，其实更是应该从日本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我这些年一直研究日本经济，曾经去东京访学，近期新出版了日本游学观察《不迷路，不东京》一书。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日本经济经验得失，借鉴中国道路的未来？

不少学者甚至日本学者，对于日本经济批判，也聚焦于日本过度依靠美国和依靠制造业。然而更大格局来看，多数后发国家都走过这一段路程，日本走得还算是其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只是这种模式随着后发优势的耗尽必然面临考验，即在追赶美国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自身创新，必然走到尽头。

日美贸易战对于日本影响，在国内往往被误读，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日后会详细再谈。简单来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因素，显然更多基于内部因素，而不是简单广场协议导致，这在日本社会是个常识。反观日本，战后与美国和解甚至成为盟友，则是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

日本模式和中国模式，本质都是后发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作用一直充满争议。有人为认为发展型政府决定了这些经济体的赶超风格，也有人如野口，认为政府体制最终决定了这类经济体的体制弊端。

反思一下，这些经济在起飞阶段政府作用，既可以说明政府干预有用，或者也可以说明这些地方的历史条件，即往往起步阶段就有强势政府。反观香港之类自由体制，起步在没有强势政府之下，仍旧可以发展的不错甚至更好，可见政府干预不是单一因素，更多还是时代契机以及追赶路径在发挥作用。

日本经济对于中国，始终是最好的镜子。正如经济人读书会书友、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学者丁可在公号《徐瑾经济人》所言，现阶段反观野口悠纪雄等日本学者思考，主要有两点意义：一方面是了解日本产业政策及其配套体制的来龙去脉，其次则是有助于思考当代的中国经济史，后30年对前30年在经济体制上究竟是有所传承，还是彻底否定？

日本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不彻底改变，经济成果最终会毁灭于体制弊端，即使一度高歌猛进也不能掩饰旧有问题。回避改革最终的代价将是泡沫的幻灭与漫长的萧条，这是最宝贵的教训。在产业政策与中美贸易战喧嚣的今天，重新审视日本1940体制的得失，显然是中国最为经济的一课。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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