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野县农业科技人员在品种改良试验田里收割晚稻。孙东民摄

　　旅居东京，天天与楼群相伴，日子久了便向往乡间田园。我向长野县的老友西堀先生提出想去农村转转，找农民朋友聊聊家常。西堀现任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熟门熟路，表示愿意陪伴，便把我介绍给须坂市的两户农家。

　　长野县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绝大部分来自工业产品，但从大米到高原蔬菜，长野什么都能生产，在人们心目中仍是农业县形象。日本许多市町村镇其实很难分出是乡村还是城市。须坂市5万人口，市内农田、果园点缀，亦是半城半乡模样。

　　在须坂，西堀先生领我们进了一家宅院，见院里晾着刚洗的衣物，房前的林木都经过精心修剪，正房配间里放着不少农机具，典型的农家景象。主人叫荒井达也，60多岁，与西堀是多年的朋友。他家的正房是铺着榻榻米的木造房，起居间有拉门相隔，裱着汉字书写的“人寿年丰”4个大字，在另外的拉门上还镶有“崇德广业、温故知新、志在青云、长乐无极”等条幅，是前些年请中国书法家写的，壁龛是和式房间最高贵的位置，供着从中国请回的木雕观音像，旁边是祭祖的佛龛，看得出荒井家是敬老讲孝爱生活的殷实人家。

　　待客间的榻榻米上摆着日本和式房里常有的“被炉”（桌面下盖着方被可把腿伸进去取暖的电炉），桌上有老伴为客人们沏好的热茶，透着一股温馨，大家围坐在暖炉旁，一边品尝果蔬，一边聊起了家常。

　　荒井夫妇和一个儿子住在一起，种着一公顷葡萄园，年产1.2万至1.5万公斤“巨峰”葡萄，年收入约5000万日元（约合300多万人民币）。西堀开起荒井的玩笑：“他家的情况我知道，钱花不完，现在用的是20年前的存款利息。”主人只是笑了笑没有反驳。据说他家的收入在此地算是中上等，附近还有种植高原蔬菜年收入上亿日元的“大款”农户。

　　荒井家世代务农，原先是种水稻、养蚕，后来改种苹果，5年前改种“巨峰”葡萄，在场的人都说他有先见之明。日本农业和中国差不多，光靠种粮食卖不了多少钱。水稻1公顷种好了能产粮6吨，撑死了不过卖180万日元，再扣除农机具、肥料等成本也剩不了多少。荒井说农家靠的是勤劳致富，先苦后甜，经营1公顷的葡萄园其实很累，最忙的时候鸡叫前起床，青菜收获时，有时凌晨2时半起床，周围打起探照灯，头戴有灯的帽子干活。葡萄、蔬果采摘时需请季节工帮忙，农协帮助运送到市场，要收取40％左右的劳务费。

　　与荒井达也相比，一色定吉属于半路出家。他原是铁路上的一位站长，退休后回乡务农，成了须坂市种水稻和苹果的农户。他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前几年一直在家伺候90多岁卧床的老母，去年老母去世后他一人独撑起家业。一色定吉种两公顷地，既种水稻也栽培苹果、葡萄、李子，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他说，为尽量把水田和果树的活岔开，他种的是叫“秋晴”的晚稻，农忙时一年大概雇30个日工。他种水稻实行机械化操作，稻草粉碎还田，尽量不用农药，为防治二化螟虫和黑穗病，只是在育种时加进农药。收获季节为了惊吓麻雀，他用小型煤气爆音机驱赶，他说以往用的稻草人和彩带，已经不管事了。

　　今年70岁的一色现在独居，想必生活有点寂寞。好在他是唱“谣曲”的能手，空闲时常与爱好者切磋技艺。神佛共奉是日本家庭中常见的现象，他家里既挂着“南无阿弥陀佛”挂轴，墙上还设着“天照皇大神宫”。一色老人虽寡言少语但心地善良，他无偿拿出一块地皮，支持当地办起日托的“托老所”，老人们白天在这里有专人护理，喝茶、散步、入浴、午餐、聊天，傍晚有专车送回家。托老所里有条语录：“幸福是感觉，总由心情决定”。这处“快乐之家”成了一色老人奉献社会的寄托。

　　日本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对农业投入巨额补贴，许多田间小道都铺成柏油路。农家的生活水平一般不比城市居民差，通过加入共济保险可对住房、土地、车辆、作物收成投保，还实行高额医疗保险制度。西堀说他夫人4年前住了30天的医院，花了80万日元的医疗费，后来药费大部分返还，自费只付了不到7万日元。

　　与城里相比，农村空气清新，住房宽敞，上下水道普及，有煤气罐和冲水洁具，食品新鲜。尽管如此，一些日本年轻人还是不愿务农，原因是不愿干“三K”（脏、累、险）的活。人口老化（须坂市65岁以上老人占21％）、接班问题、农民娶妻等成了烦心事。再就是农用地面积减少，专业农户减少，小规模经营（户均0.4公顷）与劳力缺乏实难抵挡外来产品的冲击。为应对贸易自由化潮流，加强竞争力，日本正通过“农业特区”设想，探索股份经营、借地经营等新路子。熟悉农业的西堀说，公司搞农业看来势在必行。(本报驻日本记者　孙东民)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17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