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日本当年的错误是“允许资产泡沫，而不是调整汇率”

本报记者刘波谷重庆北京报道

近日人民币汇率节节上升，连续创出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新高。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人民币是否应当大幅度升值的讨论继续热烈进行。

在这个问题上，身兼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的美国学者劳伦斯·萨默斯一直都持有比较鲜明的立场，即认为中国应当利用目前的时机尽快进行汇率改革，使汇率机制朝向更加弹性化的方向发展。

萨默斯在美国是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观点也与许多学者相左。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汇率改革对中国的教训方面。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让日元升值，最终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而萨默斯认为，日本的问题在于没有在有利的经济环境中尽快调整汇率，而是逆市场力量而行，强行控制汇率，造成了资产价格膨胀和信贷扩张的泡沫，最后因为泡沫破裂而陷入衰退，这才是中国应从日本吸取的教训。

1月14日，萨默斯在北京参加全球发展网络(GDN)第8届全球发展年会并发表演讲，其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就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货币政策问题发表意见。

《21世纪》：你总体上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

萨默斯：一国应该在本国利益基础上确定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而且各国也是这么做的。中国应当在本国利益基础上确定汇率政策。过去一年半以来中国此方面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令我感到鼓舞，包括提高流动性的举措，以及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体制。

《21世纪》：但你对中国目前的汇率与货币政策也有不同意见？

萨默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认为中国需要仔细考虑这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中国有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但其实际投资收益却只有1％－2％，而同时，中国国民并不富裕。

第二，固定汇率或者受控制的汇率，使得根据经济环境调整货币政策的能力受到影响。

第三，中国汇率政策给中国资产市场(assetsmarket)带来影响，例如资产价格通货膨胀的风险以及中国经济的“过热”风险。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政策就给本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它控制本国的汇率试图防止升值，在这一过程中给上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第四，中国不断增长的巨大规模的顺差，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压力的增长，并在世界上引发关于自由贸易体制有效性的担心。

第五，中国目前的汇率机制可能鼓励资源配置向出口产业倾斜，而不是向消费品生产方面倾斜。

基于这五方面的原因，我在担心中国汇率政策的效能。

《21世纪》：你曾经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更为激进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你是否这么认为？

萨默斯：我一直在和别人说，我并不是想给别国以某种特别的建议。我认为对于中国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增长范围要尽最大可能扩大，如果一些改革措施将导致大量人口经济不安全状况增强，当然就需要严格注意这样的措施，同时也必须评估和平衡各种不同的考虑。而我所列的五点都指出，中国汇率机制的更大弹性化是值得追求的。

《21世纪》：你讲到了日本的例子，一些经济学者认为日本当时的问题正是日元升值过快，中国应当避免重蹈覆辙。你怎么看？

萨默斯：日本的错误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允许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而不是调整汇率。如果认为日本的问题在于调整汇率，那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不认为日本的经验中有任何能让中国拒绝提高汇率弹性化的经验。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举措，例如干预市场、利用货币政策阻止日元的升值等，造成股价的大幅上升，以及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大涨，而银行业的改革却被推迟。最终泡沫的破裂让经济调整陷入严重的困境。

在商业史上，因为汇率政策的调整过于缓慢而造成的问题远多于调整过速造成的问题。

除日本外，还有1995年的墨西哥，以及1997年的泰国和韩国。

《21世纪》：那么你是指人民币汇率改革进行得越快越好？

萨默斯：不是，这是个步骤问题。我希望看到汇率机制弹性化的增强，而这已经在发生了。

《21世纪》：你还谈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但是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人民币汇率调整其实和美国逆差的减少并无关系，所以所谓保护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萨默斯：我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我经常说，美国应该记住这一点，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在华盛顿造成的，而不是在北京、东京、巴黎或法兰克福造成的。但一国的汇率政策变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些溢出效应，如果中国的汇率政策朝向更具弹性化的方向改革，我认为由此造成的总体效应将会比中国目前所估计的要大一些。

我还认为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各方应当一道努力，如果人民币的汇率进一步由市场决定，保护主义者的指责落到中国头上的几率就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