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M2的增速却再也没有恢复到泡沫经济以前的水平，根据名扬海内外的“辜朝明理论”这是由于包括银行在内的日本企业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调整造成的。然而笔者要再次提醒读者，日本的银行体系在1992年到2000年代前期小泉上台前一直处于“资产负债表”不健全的状态，然而日本居民收入增长一直到1996年才见顶回落，日本实际GDP的成长率明显出现负值也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辜氏理论尽管受到包括英国金融时报之类的主流媒体的推崇，但不过是对泡沫经济的爪痕特征做出了一个概括，而不是日本物价面临下滑压力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图3）看到，即便克鲁格曼还在诟病日本经济现在依旧处于“通缩陷阱”，但2003年及以后日本的货币存量依旧在缓慢增长，多数时间其增速是超过实际GDP增长的。而且根据过往的言论和论文来看，如果伯南克没去美联储当主席体验金融政策的现场感受的话，他也该还在攻击日本央行没有采取激进的货币数量学说背景的“量化宽松政策”，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当政的美联储明确表示采取的是“信用宽松政策”，笔者深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也对他面临的困境表示担忧，在手下明确作文提醒日本式通缩时，他手里的牌似乎只剩下当学者时的杀手锏“通胀目标论”了。

　　然而由于雷曼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美英学界对此理论的效用出现了深刻的反思，伯南克当年的战友珀森跑到英格兰银行当上货币政策委员理事后，也改变了以往对支持通胀目标论一往无前的口风。最要命的还不是面子问题，而是一旦伯南克真的宣布一个通胀目标的话，他将面临当年自己气急败坏痛斥的对象——前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对他的提问：有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闲话休提。从各种报道来看， CPI数据的高度稳定似乎不能简单说明日本经济没有物价下跌，毕竟日本人自身对物价下跌的切身感受还是很明显的，即日本消费者物价呈现的下滑压力是结构性的。它主要源于汽车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的下滑，而代表内需的另一部分---服务业的价格指数实际上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也呈上升趋势，直到1997年5月桥本内阁实施了村山内阁时期定下的提升消费税（从3%提到5%）才逐步稳定在100左右，其间上升了接近17点之多。其后，在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加速下滑的情况下，服务业的物价指数几乎成了日本物价水准唯一的顶梁柱。问题很明显了，日本的内需并非一无是处的虚弱和疲软，也不是物价下滑压力的唯一犯人。而1990年代的全球化和IT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性上升和产业劳动的转移，无疑是汽车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的主因之一。

　　日本在泡沫经济后实施了多次财政扩大的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但舆论广泛认为效果不佳。

　　凯恩斯主义型的财政刺激也被克林顿时期的如日中天的美国经济给映衬得一无是处。然而日本的财政刺激政策实际上在1997年以前是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的，这从以前本栏分析过的日本GDP动向上可以看出。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被日本人和海外学者广为诟病的日本公共设施建设在统计上逐年下降，这从GDP构成中的公共资本形成数据上可以得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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