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小渊，小泉，麻生，鸠山当政时期的财政刺激反而更多的分配到了家电和汽车之一类的产业上，某种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制造业或多或少也受益于日本政府的这种刺激政策，因为此类消费品的生产厂家基本上是早期积极转移生产到亚洲而获得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的企业。当然，不能说199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大修基础设施是一种良策，它的错误主要是急需建设的东京等重要国际或区域城市没有得到应有的基础设施增强，而把钱更多的洒在了人口不断高龄和减少的农村建设上。　现在看来，日本农村需要的不是年年翻新道路和桥梁，而是更多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服务性行业和相关设施。在1996年以后日本劳动力人口开始逐步减少，这个趋势和2000年代日本的经济萎靡不振是同步的，而作为其前奏1997和1998年的经济危机，20世纪末的IT泡沫经济又给决策者带来了一些困惑，但单凭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是无法扭转这一趋势的。虽然日本央行的确在泡沫经济的产生，破灭和其后的经济回复上都犯过时机把握上的错，但这更需要决策者冷静的认识现实和思考对策。日本的通缩压力显然不是一个货币现象，所以其对策自然不能单纯的归结到货币供应量上。

　　虽然日本的物价下落压力一直没有消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通缩并非传言中那么恐怖，它不仅有因可循，其形成过程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外国经济政策当局研究和思考。而不是一味简单的把它归结于货币现象，从而得出全球央行需要狂发货币的结论。实际上目前除了中国，由于缺乏真实需求和有效手段，主要经济大国没有一个央行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日本和美国都发了失心疯直接要求承接政府大举的发债，而欧洲各国目前正在认真地紧缩财政没有晕头到牺牲欧元信用而狂发国债的地步。

　　但我们要有清楚地认识，即便是中国，当西部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走向完善之后，目前这种通过控制银行放贷节奏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做法在刺激经济上的效果也一定会递减。

　　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枢，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职能是实现合理的资金分配，由于只有银行具有肩负社会整体的最终结算功能这一先天优势，它可以通过贷款这种特别的方式“无中生有” ，提供风险资金以资企业成长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银行天生就是需要承受和控制风险的。但只有银行自身有这种自觉的时候，一个经济体才能实现合理和韧性的资金分配，因此银行也需要央行的支持和监管。所以决策者不仅要有对通缩担忧的近忧，更要有远虑去思考和完善银行体系的健全性，避免日本覆辙的良药只有一味，即官民一体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无论在互联网上还是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很多人都将“通货紧缩”（Deflation）解释为央行货币供应量不足导致了货币价值上升——物价下跌的现象。作为通缩现象的现代版，对于日本央行的各种批判早就让日本央行“臭名昭著”，在日本国内成为各种政客和评论家声讨的“日本经济迷失的罪魁祸首”，在海外也有成为主要经济体以及主流经济学家们用来反思的活教材。今年7月底，当美国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发表了一篇论文表示美国要警惕发生日本式Deflation时，人们对通缩的担忧又一次的被放大，日本的教训再一次被作为反面教材被抬上桌面，不少意见认为日本经济多年来无法摆脱“通缩漩涡”的原因就是央行没有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再通胀（Re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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