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观点并非基于事实的理性分析，而是基于对泡沫经济后日本经济长期逊色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感观体验。甚至不少人随意引用日本俗流经济学者的说法，认为通缩是日本经济萎缩的万恶之源，想当然的把日本的“通缩漩涡”说得很严重。在日本国内甚至有部分出版社长期为某些日本人和海外人士出版大部头的连载书籍来证明日本央行是受美帝国金融寡头控制的间谍机构。然而正如笔者曾经在本栏指出过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虽然GDP增长速度减慢但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萎缩。而且我们找不到证据表明日本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通缩漩涡”。　即便我们用IMF的定义：连续两季出现物价同比增长为负来看待日本的“通缩”，那么它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发生了，其后经历了短暂的IT泡沫，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前年同比上升率在2001-2003年间长期为负，如果日本经济真的处于“通缩漩涡”那么物价（CPI）和经济总量（GDP）都应该螺旋般的加速下跌。然而日本不仅GDP只是处于停滞状态，而且物价水平——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见图1）在1992年3月以后出奇的稳定在100附近，长达18年之久。如果我们抛除生鲜食品的影响，这个数据将会更加的平滑和稳定。作为日本银行（央行）取得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的法律依据——“日本银行法”，明确规定通过维系物价稳定以资经济发展，即便日本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不甚理想，但作为央行，日本银行在物价稳定的控制上可以说“做得极其成功”了。

　　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说对此持相反意见，最近美国宾利大学（Bentley University，有人似乎翻译成宾厄姆顿大学）的斯科特教授（Scott Sumner） 就因此认为“日本银行多年来故意放任这种舒缓的通缩”，并引起高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奋起反击，因为他是早在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定性日本陷入通缩危机的“海外先驱学者”。所谓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鼾声如雷，他在自己那蜚声海内外的博客上再次指出“日本无法从通缩陷阱中脱身”，“日本央行缺乏采取更大胆做法的意愿”等等。这场论战目前还在进行，并传回日本国内，大有引发当年零利率政策时期日本银行和一部分学界人士混战再起之势。

　　无论斯科特教授的结论是否靠谱，但笔者要提醒读者：即便日本在1998年以后长期面临物价下落的压力，但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日本的物价水平和经济总量都还没有陷入“紧缩的漩涡”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且从货币供应量来看，M1和M2的同比增速（图2）在泡沫经济见底的1992年以后一直为正，而且由于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M1的增速在1990年代中叶到2005年长期处于高于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2003年以后的下落源于“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高基数。

　　然而M2的增速却再也没有恢复到泡沫经济以前的水平，根据名扬海内外的“辜朝明理论”这是由于包括银行在内的日本企业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调整造成的。然而笔者要再次提醒读者，日本的银行体系在1992年到2000年代前期小泉上台前一直处于“资产负债表”不健全的状态，然而日本居民收入增长一直到1996年才见顶回落，日本实际GDP的成长率明显出现负值也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辜氏理论尽管受到包括英国金融时报之类的主流媒体的推崇，但不过是对泡沫经济的爪痕特征做出了一个概括，而不是日本物价面临下滑压力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图3）看到，即便克鲁格曼还在诟病日本经济现在依旧处于“通缩陷阱”，但2003年及以后日本的货币存量依旧在缓慢增长，多数时间其增速是超过实际GDP增长的。而且根据过往的言论和论文来看，如果伯南克没去美联储当主席体验金融政策的现场感受的话，他也该还在攻击日本央行没有采取激进的货币数量学说背景的“量化宽松政策”，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当政的美联储明确表示采取的是“信用宽松政策”，笔者深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也对他面临的困境表示担忧，在手下明确作文提醒日本式通缩时，他手里的牌似乎只剩下当学者时的杀手锏“通胀目标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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