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口悠纪雄
2004年到 2005年期间,我作为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奥多居住了一年。这里就是IT革命的中心,人所熟知的“硅谷”地区。
那一年间,我从未见过一座冒着黑烟的工厂,该地区过去并非一直如此。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区之一,特别是军需产业曾经在美国排名第一。当地曾经建有福特公司的汽车工厂,如今却变成了购物中心。我回到日本之后乘坐新干线,看到从东京到大阪沿途都是工厂,不禁感叹差距之大。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水平分工带来的改变。
说到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在硅谷我还切实感受到了美国与印度的分工。在圣何塞有一家思科系统公司,其路由器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公司附近住着很多印度人。
如果拨打这家公司的电话,一定是印度接线员来接听的,并且接电话的不是身居美国的印度人,而是在印度的印度人。如今美国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每天都会向印度拨打很多电话。
日本沦为“其他”
我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日本经济课程,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同学也参加了我的研习班。她属于被称为“80后”的一代人。
“80后”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能够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我的这名学生也非常优秀。
环顾斯坦福大学的校园,我发现增加了许多中国留学生,日本人却踪影全无。回想起20世纪 80年代日本留学生曾经作为一大势力活跃在校园里的情形,让人觉得恍若隔世。
我查了一下斯坦福大学留学生处提供的统计资料,结果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硕士及博士留学生大致都是100~150人。但从那以后,日本留学生开始减少,而中国留学生则迅速增加。2003年,中国留学生超过400人,而日本留学生却不到 100人。虽然说中国人口众多,留学生人数多于日本也不足为奇,但使我感到震惊的是,韩国总人口还不到日本的40%,留学生人数也超过了300人。
几年之后,我再次查看同一项统计资料。来自中国、韩国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上升。那么日本呢?日本竟然被分类到“其他”当中,无法掌握准确数字。日本沦为“其他”了!这比2003年的统计数字更让我震惊。
以上例子都说明,“大发展已经开始,日本被抛在了后面”。而在日本国内,人们没有什么机会能感受到这一点。
现在的世界不同于日本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当今的环境里,“1940年体制”再也无法发挥作用了。所谓“1940年体制”,是指日本在对外战争期间形成的,以举国之力来支持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这套体制二战后毫发无损地留存了下来,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不摆脱“1940年体制”,日本就不可能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取得发展。
日本经济正在走向下坡路,这个事实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得到证明。日本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在20世纪 80年代是年均4%左右,而90年代的很多年份只有2%或者更低。
日本制造业销售利润率的变化,也显示了同样的倾向。在80年代,利润率为4%左右,90年代以后则降到3%左右。只有2004~2007年以及最近的日元贬值期间,利润率才会高于这个水平。日本企业只能在日元贬值时期,由于用日元统计的销售额增加,使利润率看上去有所增加,此外就很难提高利润率了。
日本的工资水平也是在9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以后一直呈下降趋势。
再看日本矿业生产指数的长期变化。该指数在90年代初之前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之后则基本在一定水平停滞不前。在日元贬值的2005年及2006年前后,曾经暂时有所增加,但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再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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