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4月13日发表了德国安联保险公司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A·埃里安的文章称，人口老龄化、不平等加剧等结构性通货紧缩力量正以不太直接的方式削弱增长。欧洲已感到自身难以脱离缓慢增长，人们担心美国同样不能避免这个问题。

文章称，西方一直认为“日本化”是不可能发生在西方经济体的，美国主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紧缩和长期低利率相混合的威胁出现，政策制定者能提供应对手段。他们毫不犹豫地建议日本人采取大胆措施帮助经济走出沉陷数十年的泥潭，“日本化”被认为是政策不善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而非必然。

然而现在“日本化”的幽灵正笼罩着西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复苏比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缓慢和缺乏包容性。而最近，欧洲和日本已经感觉自己无望实现“逃逸速度”，因而难以脱离增长缓慢和持续通货紧缩压力之下的“新常态”。有人担心，美国同样不能避免这个问题。

文章称，特别是欧洲再次出现令人担忧的区域经济放缓。增长预测一直在向下修正，欧洲央行已经承认，早期对于实现符合目标的通胀的乐观预期是错误的。与此同时，日本的名义增长率、通胀率和利率持续在低位徘徊的时间已接近40年。而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心即将出现经济放缓。

是过去那些低估“日本化”威胁的西方经济学家过于天真了吗？是，也不是。今天对“日本化”的担忧源于对结构性通货紧缩力量的合理担忧，这些力量可能直接和间接导致更低和更少包容性的增长。这些力量包括人口老龄化、（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加剧、大部分人口对社会和经济缺乏安全感以及对机构和专家意见丧失信心。

▲资料图片：英国伦敦重要的金融区——金丝雀码头的J.P.Morgan大楼（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文章称，随着上一次金融泡沫之后企业一蹶不振，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需求下降、风险厌恶情绪而不是分散风险以促进增长的情绪增加。

增长被以不太直接的方式削弱。例如，持续低利率影响金融体系的制度完整性和运营效率，从而减少银行信贷并限制保险公司可提供给家庭的长期产品的范围。

文章认为，另一个间接施加影响的因素是对未来的期望。低增长和低通胀的时间越长，家庭和企业就越倾向于推迟消费和投资决策，从而进一步延长低增长和低通胀期。西方经济学家最初低估“日本化”的威胁，正是因为他们将这些直接和间接因素最小化甚至忽略。

文章称，即便如此，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说错，他们说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结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当结构性力量被过度的周期性调整放大时，就像1989年日本的情况那样。问题是他们过于关注货币政策，同时过高估计其有效性。面临“日本化”风险的国家需要更广泛的政策组合来解决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问题。

因此，对付“日本化”的最佳保护措施是出台国家、区域（欧洲）和全球层面的供需结合的综合措施。在财政空间充足的国家，这可能意味着更灵活的政府预算和更多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例如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在一个缺乏训练有素工人的国家，增加合法移民和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可以帮助缩小缺口。

▲资料图片：这是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投行总部大楼前的纪念石碑。新华社发

此外，这些政策应该伴随着对最弱势群体的更有效保护，特别是在健康、培训和再培训方面。如果没有更好的政治领导和更清晰的全球政治互动，这些愿景都是无法实现的。

文章称，“日本化”为西方经济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提供了尚未被吸取的三个教训。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迅速采取措施扭转低增长、通货紧缩和零利率的结构性压力；其次，非常规货币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仅有它们显然是不够的；第三，在设计整体性的政治决策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障碍更多是政治性而非技术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