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英运动员进行资助

　　以中国香港为例，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介绍说，香港和内地的体育体制不一样，在香港当运动员很不容易，很多运动员都是兼职的。并且，众所周知运动员生涯很短暂，运动员会面对家庭压力和退役后的就业困难。“我们正寻求不同渠道，譬如由政府、企业、学校提供帮助，让运动员没有后顾之忧。我希望通过世界性体育盛会引起社会对体育的重视，(对运动员的焦点)不应该只是两三个星期的比赛期间。”霍震霆说。

　　香港目前采取的是精英运动员资助计划，自行车队教练沈金康介绍说：“香港有15个精英运动员资助项目，包括自行车、击剑、滑浪风帆、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员在香港体育学院名下，由香港康体发展局为这些运动员发放奖学金，资助他们训练比赛。”

　　除了政府的资助之外，香港特区政府还诚邀社会各界给予运动员资助和支持，比如这次参加亚运马术比赛的赖桢敏，就获得了商人赞助的100万港元。

　　中华台北：社会资助

　　中华台北代表团以大部分业余选手为主体，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蔡辰威说：“业余职业都有，并不是每一项运动都是职业的团体。棒球主要是职业运动员，但也有部分是业余的。其它像高尔夫等大部分项目，都是业余运动员参加。台湾职业运动并不多，业余选手除了学生，也有老师、助教，来自教育单位的业余运动员比较多。”

　　在运动员训赛资金来源方面，中华台北也是依靠社会的资助，蔡辰威介绍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保障，企业会赞助他们一些，如果拿了奖牌，回去之后有奖金。职业运动员每月可能有些补贴，其它奖励就没有什么，因为很多都是业余选手。”据悉，中华台北运动员获得亚运金牌，台湾方面会给予奖金300万台币(约合65万元人民币)；银牌150万台币，铜牌90万台币。

　　中国澳门：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

　　中国澳门代表团团长陈永祥介绍说，澳门参加广州亚运会的254名运动员，全部是业余运动员，他们中包括公务员、普通工人、学生，也有在赌场当服务生的。“替澳门拿到亚运会历史首枚金牌的武术选手贾瑞，就是澳门理工大学学生。”陈永祥说，澳门的竞技体育主要由体育总会来组织，体育总会下面分别设有57个单项体育协会，大部分都成为国际单项体育协会的会员，也参加各种运动的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至于平时维持协会运作以及参赛的经费，包含两个部分，澳门政府体育发展局会给予大力支持，同时也能寻求一些市场赞助。

　　日本：国家资源开始有限投入

　　日本奥委会作为民间机构只能勉强支付运动员们出国参赛的费用。出征本次亚运会之前，资金紧缺的日本奥委会不得不借助于各航空公司的友情赞助，才“免费”将代表团带到了广州。这样拮据的经济状况，根本无法保证运动员们平日的集训。本届广州亚运会，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中动用国家资金为运动员设立正规支援基地，其经费来源于日本文部省旨在提升日本体育国际竞技力的“联合支援事业”预算。

　　日本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提出“体育国策论”，自民党在党内设置了‘体育立国调查会’并提出了建构举国体制和在内阁专门设立体育厅的建议报告，而文部科学大臣铃木恒夫提出了对有望获得奖牌的柔道、体操等17个竞技项目配置“国民教练”的方针。铃木描述该计划时说：“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柔道等17个有望夺牌项目的运动员，力争增加奥运会上的夺牌数量，日本政府计划从2009年度起实施‘国家教练’制度，由政府任命新的专业教练，并全额支付薪金。政府2009年度财政预算申请书中也加入了相关经费约12 .5亿日元(约合7813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年轻运动员在海外训练的费用。”该计划类似于香港的精英运动员资助项目，当然，7000多万人民币的政府预算只能算国家资源十分有限的投入。

　　韩国：接近中国的举国体制

　　韩国在本次亚运会金牌奖牌排名第二，已经稳稳地压倒日本成为亚洲二哥。他们国家的体育训赛体制与中国相似，属于国家投入的“举国体制”。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利用举办1988年奥运会的余温，提出了“小老虎计划”、“全民大众体育振兴5年计划”等体育振兴计划，通过建设体育运动场地，建立国民体育振兴基金等方式促进体育运动发展，以上大部分资金来自政府的财政支出。另外政府还投资建立泰陵村、太白运动员村(高原基地)，国家出资让运动员进入训练基地封闭训练，争取在国际大赛上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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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职业运动员

　　半职业运动员没有来自政府的直接资助 和 福 利保障，但借助商业或者协会(如体操协会、游泳 协 会等)赞助，得以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体育训练当中。有时商业力量并不足以补贴所有的费用，这些半职业运动员们就要去寻求一份有稳定收入、投入时间不多的工作，来维系他们的职业生涯。

　　“台湾阿信”的曲折故事

　　被称为“台湾阿信”的自行车运动员萧美玉，是阿美族原住民，7岁时父亲去世妈妈改嫁，只剩下她和弟弟在台中的寄养家庭中相依为命。在艰难困苦中，萧美玉成为自行车运动员，凭台湾自行车企业的商业赞助、国际比赛的奖金坚持训练，获得亚洲青年世锦赛冠军、多哈亚运会场地自行车亚军，更在广州亚运会上斩获中华台北队的首枚奖牌。

　　萧美玉的教练徐瑞德向记者表示，他认为台湾目前运动员职业化程度确实落后国际平均水平，“很多运动员在最黄金的竞技状态却面临经济压力、家庭压力，不得不退役，造成了(顶尖体育人才缺失的)恶性循环。”

　　当被问到萧美玉的运动经费、生活费等如何筹措时，徐瑞德透露，近年来一直谋求商业力量的介入帮助。台湾自行车产业蓬勃，厂商赞助萧美玉需要的各类运动配备，从服装、鞋子，到轮子、手把、坐垫。包括美玉及队友到国外参加自行车邀请赛的经费，都是用商业赞助来支付的。但经费毕竟有限，教练规划选手们的赛事和训练时，就会面对比较大的经费压力。因此，徐瑞德希望凭借运动员们在国际比赛中创造的佳绩，能够通过县市的招聘进入中学任教，缓解资金上的压力。

　　不过中华台北政府对在世界级大赛上表现出色的运动员会给予较丰厚的奖励，以萧美玉为例，如她在亚运会上得到铜牌，可获政府90万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22.5万元)的奖励，如获银牌则可获150万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37.5万元)，而获冠军则有300万新台币的丰厚奖金(相当于人民币75万元人民币)。通过大大小小各项比赛获得的奖金，萧美玉已经在台中购置了一套房产，像她这样的年纪能够靠己之力购置房产的实不多见。

　　大赛重奖制度在马来西亚也盛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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