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经济」、「社会」、「哲学」、「人权」、「解放」、「主义」、「知识」、「教授」、「文化」……，这些词汇，是日本人创造出的，是不是会令许多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跌破眼镜、摔倒在计算机前？实在很抱歉，不过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请各位网友先重新戴上眼镜，不戴眼镜的人也请您从椅子下爬起，再度坐到计算机前，听我娓娓道来吧。

清朝末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各列强的侵略对象，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一些忧国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中国应该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发起戊戌变法。百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维新派官员等数十人，废除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到日本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报纸《清议报》与杂志《新民丛报》，一方面继续鼓吹维新运动，另一方面积极介绍日本的国情民风，并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语、勤读日文书。他创办的报纸与杂志中，频繁使用了一些中文没有的日制汉语。因为当时日本有繁多的外文翻译书，一些中国原本不存在的西洋思想主义词汇，早就让日本翻译家创造出来了。梁启超大量运用这些日制汉语，将新知识介绍回中国。

接着是留日热潮。一八九六年，第一批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仅有十三人，但是到一九零五年时，就骤增至八千人。据说，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之间，总计有六万一千多个留日学生陆续到日本学习新知识，其中正式自学校毕业的不及一万两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一旦习得日文后，马上动手翻译各种日文书，在中国刮起一股日文翻译书旋风。这些翻译书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地理、产业、医学、军事、文学、艺术等，根据一九四五年的资料记载，那个时代，被翻成中文的日文书，多达二千六百种。

当时的留日学生，不但组成「翻译组织」，创办《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杂志，甚至组成「教科书译辑社」团体，将日本所有中学生教科书全部翻成中文。除了翻译日文书之外，留日学生所写的文章中，也都大量引用日制汉语。反正都是汉字，不须要重新翻成中文。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坛出现许多留日派作家，主要人物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等。这些中国新文艺代表作家，也都积极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日制汉语。例如中国大文豪，也是中国新文艺的领导者----鲁迅，就强烈主张旧有的中文不够用，必须导入外来语。鲁迅所谓的「外来语」，正是日制汉语。他的文章，中国味道非常浓厚，但是仔细寻找，还是可以找到「万年笔（钢笔）、日伞（洋伞）、人力车、定刻、构想、直面、车掌、残念（遗憾）、夕方（傍晚）、丸、时计（时钟）、名所、写真」等日文。

对于大量日制汉语涌入中国这事，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梁启超是赞成派代表，另一个翻译大师严复是反对派代表。梁启超虽然是赞成派代表，但是有些词，起初他也是无法接受，例如「经济」、「社会」这两个词。严复主张中国古语中有「经世济民」这个语句，可是「经世济民」是整治世间、救济人民的意思，应当相当于「政治」，而非「经济」。于是，梁启超用「资生学」、「富国学」、「平准学」；严复用「计学」，各自取代了「经济」这个词。其它例子有：物理学----格致学、地质学----地学、矿物学----金石学、杂志----丛报、社会----人群、论理学----名学、原料----天产之物、功利主义----乐利主义……；前者是日制汉语，后者是当时的翻译中文。这两种词汇曾经共存了一段日子，结果是日制汉语取得最终胜利，梁启超也就不得不使用「经济」、「社会」、「哲学」等这些日制汉语了。

另外有一点很有趣，就是为了翻译日文书，当时的翻译家「基于」日文文法，也不得不创造出一些中文新词出来：基于、关于、对于、由于、认为、成为、视为……。就连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实践论」论文，里面的词句，正是有四分之一是日制汉语。

其实以上这些由来，不要说是中国人了，日本人本身也罕得有人知道。我是因为时常使用中日、日中辞典，本来就稍微有所涉猎，后来详细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才知道现代中文中，大约有上千个左右的词汇，都是来自日文的。所以先前跌破眼镜的人，请不用哀叹，因为老实招来，我是第一个先跌破眼镜、并且摔得四脚朝天的人。

什么？这没什么好惊奇的，不值得摔到椅子下？好，那么再来一段：共产党、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福祉、营业中、人权、特权、背景、化石、环境、艺术、医学、独占、交流、否定、肯定、假设、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阶级、公开、希望、法律、活动、命令、失踪、投资、抗议……；对不起，不写了，上千个词汇，又没稿费可以领，我白写这么多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