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08月23日专稿：日本《时代》周刊8月6日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毒”来自日本”。文章说，商社职员、鳗鱼养殖户和蜜蜂养殖户……多位证人证明———中国多种农药、抗生素、抗菌素均来自日本。在层出不穷的“中国食品危机”中，有问题的恐怕不止是中国。文章摘要如下。
滥用抗生素的“罪魁祸首”
“氯霉素加链丝菌素，这个有极强副作用的抗生素配方是谁教给中国的？答案是，日本。”
针对近期中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说这番话的，是精通日中两国养蜂事业的健康食品企业“日本蜂王浆”的董事长山口喜久二。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为了寻找未被污染的纯天然蜜源，来到了中国青海省的高原地带，从那里带回了没有农药和抗生素的高级蜂蜜，因此在日本大获成功。
山口先生说：“要问中国的养蜂户为什么开始使用抗生素，罪魁祸首就在无视品质、只会狠狠杀价的日本商社。”据山口先生介绍，日本商社更重视产量而非品质。中国的养蜂户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能想尽各种办法让蜜蜂多出动。有些蜜蜂因劳累过度生病。这时，日本商社和农药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带到中国的抗生素就派上了用场。
如果日本商社希望一分钱一分货地购买中国的食材，那朴实的中国农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要求辛勤劳作。但日本商社把价格压到了中国国内价格的7成甚至5成，这让中国的养蜂户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产出多么好的东西，都照样会被疯狂砍价，久而久之中国农民便学会了应付。本来，中国的养蜂业根本与抗生素无缘。但来自日本的抗生素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蔓延并在中国安家落户。这些食品现在又反过来威胁了日本人，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对于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山口先生说：“当地的养蜂户的说法非常一致。当抗生素在日本被禁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和商社就把抗生素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来说，无论是使用抗生素的方法还是抗生素本身都来自日本。那为什么现在日本还对此大呼小叫呢？”
违反食品政策的“恶人”
7月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公布了出口问题食品的企业黑名单。55家企业中有对日出口业务的有16家。他们生产的烤鳗鱼片和冷冻螃蟹等产品被检出含有大肠杆菌和致癌物质。
我们对这16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并未发现日本企业或是日中合资公司。但在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检疫黑名单中，却不乏中国当地的日本法人。他们竟然也在向日本出口有毒或有害的食品。
例如福冈县某物产公司的中国法人所生产的木耳，在日本检疫时被检出杀虫剂超标。为什么从签约农户手里收上来的木耳中会有杀虫剂呢？因为企业虽然与农户签约，但并未对农药的用量等进行相应的指导。
此外，还有日本某大型冷冻公司的中国合资公司也被发现加工了含有抗生素和超标细菌的虾。
连日本企业的中国法人也违反食品政策，那恶人就不止中国一个了。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食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日本。”原三井物产长期派驻中国的员工白土茂雄先生也站出来指责日本。在中国负责物流的白土茂雄先生举了一个深入浅出的例子来说明食品问题。他说：“外资酒店在开业初期因为有特派的指导员，因此服务质量很有保障。而一旦指导员认为把所有的东西都教会了，撤离回国后，酒店服务质量便会一落千丈。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常见。”
上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看好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厚的市场潜力，纷纷进入中国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日本企业从日本带来种子、农药、肥料和农用机械，再将栽培和养殖、加工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农民。日本对中国的农药出口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激增。1984年出口额就已经达到265亿日元。中国也成为了日本第一大农药出口国。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大型的商社开始在中国当地直接销售农药。其中包括含有极强毒性的有机磷类农药。
之后，多数企业都如白土茂雄先生所言，未能始终如一地好好管理自己应当负责的品质问题，未能给予中国农民悉心的指导。
孔雀石绿的“始作俑者”
农协流通研究所的相关人士回忆说：“特别是2002年冷冻菠菜发生农药残留问题之前，抗菌素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一些大型商社只将所需的产品数量告诉中国的公司，那些公司就会四处去搜罗东西。”
近几年频频出现问题的抗菌素孔雀石绿，具有致癌作用，在日本的渔业养殖中是严格禁止的。然而，日中两国的检疫部门却在中国产的鳗鱼和烤鱼串中相继检测出了这种成分。
孔雀石绿，一种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合成色素。战后，它作为防治水霉病的药物在日本的养鱼场迅速普及。在鳗鱼养殖中使用孔雀石绿的方法于上世纪70年代传到了台湾，上世纪90年代传到了大陆，最终在中国的鳗鱼养殖场里生根发芽。孔雀石绿也成为了一种固定的鳗鱼饲料添加剂。
一名进口相关人士对此苦不堪言。他说，本来中国的鳗鱼养殖业没有使用孔雀石绿的习惯。把孔雀石绿带到中国的也是日本人。但是，中国的养殖户通常会在出口之前把鳗鱼捞到清水槽里养一段时间进行脱药。但因个体差异，还是会有一些鳗鱼体内残留过量的孔雀石绿。
活生生的现实摆在眼前，我们真不应该一味地谴责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