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变天”，胜利者日本民主党的精英团队在大选胜利后集体亮相，一些冷眼的日本政治观察家捉摸那些脸孔后，发现和自民党的大小党魁们相比，民主党的团队整体年轻很多，而且知性女议员占比明显更高，然后就以老派的“东亚政治”眼光，嘲讽这群没有执政经验的后生晚辈究竟能有多大能力，会带领日本走出十多年的经济迷失。

　　事实上，连日本那些小旅馆和加油站的工人们都知道，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党平稳交替、日本终于获得了一个像美国那样的两党政治，这虽然值得欣喜，但是，日本国民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领导日本的执政党”。真正打垮自民党的，不是多数日本人对两党制的天然向往或者要与门阀政治坚决决裂，而是一种心态，“只要不是你（自民党）在台上，谁都可以”，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已经丧失了一个执政党必须具有的领导自己的党员和领导国民的能力，而以大财阀集团为政治支持基础的派系权力封闭（对大众）运作，也让它耗竭了要带领日本走出经济迷失所必须的集体智慧和动员能力。

　　从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到最近的次贷金融危机，决定日本经济命运的，仍然是外部世界的经济和世事变迁。经过那位号称自民党改革者的小泉首相的治理，在2003年到2007年的经济“上升”期，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大大加深，日本产品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之前的不到50%，上升到了令人瞠目的67%。

　　日本的这种局面，并不是自民党沉迷于所谓“全球化”的结果。衰退的日本在遭遇亚洲金融(2.55,-0.03,-1.16%)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必须要摆脱对外依赖、实现内需拉动的结构调整的口号，在自民党政府口中已经鼓吹了多年，但是自民党政府的政策，则是继续把各种公共资源强化调剂给出口部门，保持出口部门在技术、效率等各方面的全球竞争优势，结果日本经济中的一些非出口部门，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上，甚至落后于中国的非出口经济部门。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自民党和那些出口部门的财阀集团的“天然纽带”——今天自民党的“大票仓”仍然在那里。为了维护既有的垄断集团势力的利益，或者说由于无力调动自民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既得利益集团，一些重要产业的市场开放在日本的推动一直十分困难，官僚系统、行政审批层层限制了新的日本企业家群体的涌现。以民营航空市场为例，打破日本高度垄断的航空部门、于1998年拿到第一张航空牌照的民航公司，至今没办法向日本政府把国际航线经营许可申请下来。

　　小泉时代的自民党政府改革具有典型的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向弱势群体开刀的改革政策特征。比如为了拉动日本国内经济活力，本来小泉政府可以在国内的非出口经济部门、在开放垄断产业竞争、在社会保障政策等很多方面着手，但是他选择了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政策大举开刀，最终招致了今年这次日本大选中，有“民粹”倾向的反对派的全面联合反扑。小泉时代的种种政策，恰恰是自民党政府所承受不起的最后一根稻草，接棒小泉的那几个“短命”自民党内阁，正是在小泉时代被预判了死刑。在日本自民党主导的政治权力组合结构中，国会长期不掌握任何与政府抗衡的能力，同时自民党也就丧失了整合不同的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渠道，同时政府内部的政治运作更处于高度封闭的状态。为了通过一部《行政信息公开法》，日本新生的民间力量和政治力量奋斗了十多年，在日本国会受到自民党百般阻挠，各方妥协后，才降低标准获得通过。但在小泉政府时代，小泉带领的自民党就成为在国会强行推进《隐私法》、反“公开”而逆行的最大力量。小泉暴露了自己，也就彻底暴露了自民党无法“自我改造”的真相，即便小泉怎样搅动中日历史问题来转移国内矛盾、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拉拢日本极右翼势力，也无法挽救自民党。

　　要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拉动国内就业、提升国内消费和实业（非资产投资类）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占比，对日本民主党而言，也是历史性的挑战。日本民主党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好的摆脱自民党和日本的出口部门财阀及垄断利益势力的纠缠，但是要让日本的国内部门和落后产业提高生产力水平、提升发展能力，回归“民粹”并非是最好的药方。日本经济的未来，在日本的企业家和劳工群体的两个肩膀上，缺一不可。没有新的企业家群体的培养、国内产业（非出口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和新产业集群的发育扩张，要扩大就业、提高消费将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目前日本的财政已经债台高筑，是当今世界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财政，持续以公共财政给与消费者补贴来扩大内需的方案是无法维持的。

　　不过，日本民主党的执政之路，虽然会困难重重，但是民主党如果能够汲取自民党的教训，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尽可能地把决策权力还给地方政府，并且在中央政府决策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对各阶层、各类群体开放，那么民主党政府就有更大的机会，在追求公平的同时，整合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矛盾，并且“发现”、“征集”仅靠民主党党内精英所无法“全备”的日本国民的集体智慧，领导日本国民走出“迷失”的经济，从而获得更广泛和长久的支持。否则，这次民主党政府的执政期，就可能以短期“练兵”收尾。日本多数国民不在乎谁是不是“世袭”，日本国民需要的是一个能领导日本的执政党，如果自民党能够痛定思痛、大举改革“自身”，那么就有机会卷土重来。

　　对于即将执政的日本民主党而言，为经济结构调整保证一个稳定的周边政治环境，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到，日本民主党党魁已经对“回归亚洲”有所表示。而且鸠山由纪夫称，未来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同时为了安抚众多曾经因日本的军国主义政治而枉死沙场的日本军人亡魂和遗属，鸠山由纪夫更务实的选择了抛开靖国神社（和供奉其中的二战甲级战犯）、另建二战纪念场馆的方案。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已经讨论了多年，但在日本自民党执政期间迟迟得不到落实。民主党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对于稳定中日关系、韩日关系大有裨益，而且比较务实，不至于遭到日本国内极右翼势力的强势反扑。

　　但在对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民主党党魁目前表现出的态度，并不令人乐观。确实，在日本国内，战后成长的中青年尤其是青年一代中，迫切希望日本摆脱美国“附庸国”地位的思潮很盛行，他们缺乏对战争的经验，而且要求日本像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一个有独立经济、政治和防卫能力的正常国家，不屑于美日同盟中，由美国负责日本安防、而日本专心发展经济、并且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援这种关系模式。但是，鉴于当前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以及日本和亚洲周边国家在众多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的尚未化解的矛盾，我们认为，日本民主党政府如果现在选择远离美日同盟、转向国家地位正常化，还为时过早。美日关系处理不当，同样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不同势力矛盾的激化，影响到民主党执政。

　　日本大和民族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对东亚其他国家都很有借鉴意义，这个民族经历了封建时代、殖民地时代、资本主义维新和原始扩张时代、资本原始扩张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时代、战败时代和民主建设时代。当前的日本社会和多数国民，已经能够很理性的把民主制度看成一套规则和制度体系，并不是盲目的把民主推崇成价值观而步入极端。如果日本社会能在不断完善的经验式民主制度下，完成经济的内需拉动转型，也许将意味着亚洲的其他国家，都有希望实现经济的独立自主和政治的民主发展，亚洲最终摆脱对“欧美中心主义”的依赖，实现区域的整体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