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家庭地位问题，体现出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表象和内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丈夫或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通常会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惟一的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日本男人真辛苦

　　初来日本那年，著名喜剧演员、“闲人”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因病逝世，成为举国震动的重大讣闻。战后的日本荧幕上，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一个是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另一个是渥美清的闲人形象。对中国人学习日语影响极大的教材《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开篇不久，就提到了渥美清与山田洋次导演合作的寅次郎系列名作《做个男人真辛苦》。我以为此片之所以长红不衰，除了贴近生活的轻喜剧色彩和寅次郎身边不断出现的美丽女子之外，光是这个片名，便足以让无数日本男观众感觉被说到了心坎儿上。

　　对很多日本成年男人来说，“真辛苦”恐怕是他们的真实心声。在我的小人之心度来，寅次郎在各地游游荡荡，结识了一位又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子，但总是在最后关头选择告别，这不仅营造着有情无缘的淡淡伤感，更暗示了一种逃离的机敏，逃离作为已婚男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成了家，可怜的寅次郎恐怕就会变成一头终日劳碌的牲口。

　　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把镜头对准几个上班族的家庭，对照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一位丈夫每天从妻子那里得到800日元(约合6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在早晨上班路上买了一罐咖啡之后(120日元)，为了省下钱买本新发行的漫画，中午只好去找最便宜的吉野家牛肉饭果腹。而同时，他的妻子和一些主妇朋友们在宽敞的西餐厅内共进午餐，随后去逛商场，喝下午茶，享受着西式甜点的美味。从两种差距巨大的生活内容来看，丈夫仿佛只是供养妻子的一个雇工而已。有午餐调查数据为证，各行各业在外面吃午饭的平均花费是500～700日元，唯有一类人例外：主妇。她们的平均值是1500日元(约合100元人民币)。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下的日本人》一书中写道：“外国人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主妇如何柔顺地接受丈夫的颐指气使，或者至少丈夫什么也不想动手做，结果经常就下结论说，日本的男人处于非常大的支配地位。”这大抵是外国人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日本家庭内夫妻关系的普遍印象，所以，才会有那种“娶妻当娶日本人”的愿望。可是，假如不能说此一印象完全错误的话，它至少也饱含水分，必须大打折扣。外国人看到的是在公开场合或影视作品里，日本妻子对丈夫的谦卑侍奉，甚至是同行时紧随身后的亦步亦趋。但是，在真实的家庭生活里，丈夫的地位远没有那么光鲜。在某些情况下，丈夫/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的惟一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熟年离婚”激增

　　男人的家庭地位问题，体现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表象和内在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文化与族群当中，但日本或许是最严重的例子。而且，日本人没有觉得这种分歧有什么不对，相反还视之为文明的体现。

　　从本质上讲，压在日本男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并不是女人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必须努力工作养家，就像已婚男子在身份上被称之为“世带主”(一家之主)。刚来日本时，我听到一个传闻，说日本女性喜欢嫁给中国男性，因为他们会早点回家帮助妻子操持家务。但是在生活中，却能够看到一些日本男人哪怕是在外面的公园里坐着吃饭团，似乎也不急着归宅。还有一个传闻，说倘若这个男人天天下班就往家里赶，会被妻子认为在事业上没有出息，不能和上司与同僚搞好关系。

　　你可以说日本男尊女卑，但这个“卑”以另类的方式转化成要女人依靠男人养活;更“尊崇”的男人一旦成了家，就只能扛起责任。如果负不起，那他就会成为失败者，失败者在日本的结局可想而知。

　　一切，似乎出现了有趣的翻转。

　　2007年，日本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可以对半分割养老年金。这个看上去很进步的保护妇女权益的变动，却导致了重大社会风波，即所谓“熟年离婚”的激增。在步入老年之际提出离婚的妻子们表示，能分得丈夫的年金可以保障她们的经济来源，但她们不愿意让“大型垃圾般”的丈夫扰乱生活。什么生活呢?以前丈夫很少出现在家里，主妇们优哉游哉;现在糟老头子退了休，赖在家里让人好不腻歪。

　　看了以上种种，不知道对日本式妻子情有独钟的同胞们会不会有所感触。老光棍寅次郎先生看似傻乎乎的，我倒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就像咱们的后主刘禅：“此间乐，不思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