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保护呈三大特点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上，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日本的环保工作也由以治为主转入以防为主的阶段。

1.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随着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环保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社会对环保支撑力度的增强，环境保护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和产业化。环保事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污染的防治工作从原来谁污染谁治理的企业个体行为，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和供求关系，形成社会上的专业化环保企业乃至环保行业，向污染责任者提供商业性环保服务。即污染防治活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日本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产业，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基本做到了日产日清。二是环保事业所需的资料、咨询、监测、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等各项资源供给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日本环保设备制造业，以及与环保有关的服务业产值，已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高的比例。环保设备的制造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的支柱产业。

2.环境保护的社会化和全民化。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不断扩大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绿色化程度及范围，与垃圾的分类利用处理相配套，垃圾产出者义务进行垃圾分装，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倡导生产和生活的零排放，以及对资源的循环使用等。

3.环境保护的生活化和日常化。通过国家立法、学校教育，以及传播媒介和舆论的宣传、监督等，使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成为人们生活追求的目标和重要内容，从而使爱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成为人们一切活动的基本准则。

环境和生态保护立法完善标准具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事件频发，当时的东京因取暖排放黑烟导致“白昼难见太阳”的情景，一些核心工业地带的空气、水体、土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日本政府早在1958年就制定了《公共水域水质保全法》和《工厂排污规制法》，1962年制定了《烟尘排放规制法》等，正式拉开了日本全国性环境保护的序幕。1967年随着《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制订，有关空气污染物排放者责任认定、行政职责认定等基本明确。1970年国会对《空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后，对污染公害标准、污染惩罚制度等又进一步明确。之后的立法工作愈加细致完善，陆续制订了有关恶臭、汽车尾气、二恶英等污染物排放的法律法规，形成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为治理环境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日本立法机构制订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非常具体。环保机构陆续对大气中248种成分进行了测试，对其中明确有害的成分制订了严格的排放标准，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石棉、颗粒物质PM2.5等。对烟尘等有害气体，分别针对干燥炉、金属加热炉、金属溶解炉、废弃物焚化炉等进行详细测试和规定，使得监测、处罚、治理有详细而具体的依据，不仅企业难以浑水摸鱼，也便于公众、媒体等进行监督。对日本特有的石棉污染，也制订了具体而详细的建筑物拆除、石棉粉尘等处理操作规程，使企业有明确的操作依据。

日本还陆续在全国建立了1503个空气环境监测站和429个汽车尾气排放监测站，对空气污染和汽车尾气污染状况定点、实时监测，公开发布。对某些气体出现超标状况，及时发布警告信息。

环保措施以引导监督扶持为主日本多数地方政府都先于中央政府推出治污对策。东京40多年前就提出了“从东京改变日本”的口号。上个世纪60年代末首先从工厂、发电厂尾气为切入点，东京都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1968年签订了《发电厂公害管理协议》，东京电力公司同意将火电厂的硫化物排放总量减少近一半。在东京都政府的推动下，1971年开始限制在工厂或指定的作业场所使用的重油含硫量，东京市区内排放的硫氧化物开始减少。东京都政府在立法基础上要求机动车企业安装废气处理设备、推广低公害柴油汽车、对不达标的柴油汽车限制行驶，以减少空气中颗粒物的排放。与此同时，东京都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装备资助政策，安装设备所需的费用一半由政府补助。此外，东京都政府环保部门对空气污染的监测细致、实时、公开，所有监测点污染物状况一目了然，便于公众知晓污染、了解污染、监督污染。

东京都政府的治污举措是日本环境保护历程的一个缩影，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时常通过公布全社会污染控制的总目标对企业加以引导，辅以使用能源价格等调控手段规范企业环保行为。工业污染来源主要是工厂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等，主要处罚措施为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的手段。虽然政府很少对污染企业进行罚款，但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造成污染的企业很可能由于必须承担治理污染的巨额投入而破产。对于工厂在环保科研和设备方面的投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企业根据生产情况提出环保课题，并且由企业自己组织科研人员，或与院校、社会科研单位进行合作研究解决。同时政府及时公开污染监测数据，便于民众和媒体对企业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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