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议会选举惨败后，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继续下滑，最新民调显示最低已经跌至29.9%，进入了危险区，这样下去内阁恐难维持。为此，安倍提前一个月就宣布要在8月初改组内阁，向选民传递信号，试图扭转颓势，谋求支持率上扬。

支持率是日本政治的生命线，过去安倍之所以能无视在野党和党内对手，一意孤行推行右倾政策，依仗的就是居高不下的支持率。但自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异军突起之后，早就厌倦了安倍独断专行、任人唯亲的选民找到了“替代品”，“安倍一强”的神话随即濒临破灭。接下来，这种变化将在日本政治与外交走向等方面引发何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极为值得关注。

首先，日本国内政治或将重新洗牌。安倍上台以来，自民党在他领导下连续四次在相关“国政”选举中获胜，这是他迄今为止维持“一强独大”的重要因素。但东京都选举失败后，党内便开始有人公开批评他，计划8月举行的内阁改组中，安倍将被迫面向党内“海纳百川”，维持各派平衡，安倍势力将受到牵制。

除此之外，明年的总裁选举也可能会打破安倍“三选九年”的美梦。安倍的潜在对手岸田文雄和石破茂都表示，自民党应该承认事态的严峻性，特别是石破茂指出现在自民党已经引起了选民反感。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安倍的政治盟友、现在的副首相麻生太郎也显露出了颇为诡异的行动，他虽然表示继续支持安倍，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成立了新派阀，扩大了自己在党内的势力，成为自民党内第二大派阀，似乎做好了再次登场的准备。

内阁的人气不振，势必影响选民对自民党的支持度，如果当前的颓势持续到明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将面临严峻挑战。日本有大约21%的无党派倾向选民，从此次东京都选举看，这些人中有52%把票投给了小池阵营，如果小池率领的“都民第一会”明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第一党”，参加国会选举并一举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党，那么由这个党牵头组成执政联盟取代自民党，不是毫无可能。

其次，修宪进程将受影响。支持率走低必然对安倍右倾政治理念造成冲击，安倍虽未降低修宪的调门，但实际上修宪的关键词早已从“修”变成了“加”，即加宪，他要在他这一代结束多年来关于自卫队是否违宪的议论。

但从程序上讲，“加宪”也必须适用修宪的规定，即需要国会议员全体的2/3赞成才能发起动议，然后交由国民投票决定。此次东京都选举的失败，导致安倍受到党内批评，他若不能在短期内恢复在党内的威信，本来就反对修宪的自民党议员会公开发难，加上护宪的公明党如果反对，即便今年底向国会提出自民党修正案，明年上半年发起修宪动议时也将失去2/3支持，继而下半年举行国民投票的计划也就不能实现。

安倍修宪之路阻力重重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岸田文雄是自民党内岸田派的派阀首领，这一派是大平正芳创立的弘池会的政治传承，是护宪派。虽然岸田从安倍内阁成立时就是外相，出于内阁一致原则，他不能有反对安倍的言论，但这不等于该派阀的政治理念有所改变。如果此次安倍改组内阁不能把岸田继续留在阁内，那他很可能成为阻止安倍时最有力的一位。如果自民党内护宪派公开反对修宪，安倍的修宪梦势必破灭。

第三，日本对外关系将面临考验。无论日本国内政局今后如何变化，对外关系都将面临如下问题：美国退出TPP对安倍造成巨大冲击，虽然不会动摇日美同盟基础，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尚未明晰之际，过去一直追随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安倍将无所适从。去年年底，安倍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日，提出在南千岛群岛进行“共同经济活动”建议，但日俄关系改善至今仍无下文。事实上，日俄关系不但进展缓慢，还不时传出不和谐的声音。

在日美、日俄关系停滞的背景下，对政治下沉的安倍来说，外交的唯一增长点只能是谋求改善中日关系。有人认为，安倍在困境中或许会再次打“中国威胁论”的牌，但那样的话，如果日本选民认为继续恶化中日关系不利于日本国家利益，那么安倍下台的速度只会更快。因此，安倍理性的选择或许是借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与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机，努力改善关系，明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实现两国首脑互访，为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从而在外交上得分。

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大国，对于维护本地区和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放弃偏见，改变心态，推进两国关系改善，即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仍值得欢迎。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日方格局能够再大一点，从地区和平的战略高度看待两国关系，中日关系不应受国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不受所谓个人理念影响，而应以和平与两国人民的福祉为最高标准。(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