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熊善初老人怀抱着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及个人陈述书等资料。本报记者袁汝婷摄

　　▲档案记载的常德细菌战第一位受害者12岁的蔡桃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惨绝人寰,给常德人民、中国人民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在“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我们不能忘却今天安宁美好生活来之不易,铭记历史,呼唤和平,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1941年11月4日,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

　　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日军飞机正在低飞盘旋。

　　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洒下不明颗粒。

　　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窸窸窣窣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后,有人将这些东西扫拢来,足有四五百斤。

　　几天后,家住城中心的蔡桃儿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潜入她的身体。

　　11月11日晚,蔡桃儿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日早晨死亡。

　　档案记载,蔡桃儿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卷土重来,戕害常德大地。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源供给地。

　　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在日本投降74年后的今天,这里有一群老人,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经历。

　　他们说,害怕自己走了以后,这段历史,再没人知道。

　　鼠疫蔓延:死亡不止7643人

　　蔡桃儿去世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

　　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畏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呕血、咯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

　　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日,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

　　无数家庭因此家毁人亡——

　　现年87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埋在乱葬岗上。

　　“奶奶不敢发出声,就用毛巾捂着嘴哭,直到捂出了血。”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四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

　　受害者遗属回忆,1942年春天,处于疫情高峰期的常德城内,夜间总有人穿街走巷,喊着亲人的名字哭嚎。有人哭瞎了双眼,还有人精神失常……

　　张礼忠痛失亲人一个月后,鼠疫病菌寄居在小贩李佑生身上,蔓延出城。

　　1942年5月4日,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现马鬃岭镇),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日死亡。

　　李佑生的小女儿李玉仙回忆,短短几天,接触过父亲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发病时间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死得惨。葬事无人办,棺材无人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毛根直竖。”

　　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

　　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繁华。今年97岁的王华璋曾居住于此,他是目前仍在世的极少数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之一。

　　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璋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娃娃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我没敢进去。”

　　短暂的停留,让王华璋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力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璋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力士的救治。

　　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我们才听说了‘鼠疫’。”王华璋说。

　　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今年90岁,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生命里。“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

　　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