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数量为什么会比海外要少呢？并非判断是否感染的PCR检测（聚合酶链式反应，通过咽拭子样本等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的一种方式）能力存在问题，而是因为日本厚生劳动省最初推进检测时，没有作为医疗行为，而是作为抑制感染扩大的“流行病学调查”。不过，这未能如愿成功控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也在扩大。专家和普通人的认识发生偏差，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对“检测数过少”的不安和不满。

用于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设备（日本岐阜县保健环境研究所提供）

不管是癌症，还是生活方式病，现代医疗的基础都是“早期发现”。如果能在尽可能早的阶段进行诊断，治疗的选项将增加，症状恶化或死亡的风险将随之减少。

但是，如果像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没有治疗药的疾病，将另当别论。因为就算能尽早发现，也未必有助于“早期治疗”。从医疗角度来看，进行检测的意义将减弱。

负责PCR检测的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3月1日以所长胁田隆字的名义，在官网上发布了题为“写给各位市民”的文章。对于认为“试图通过减少检测数让感染者人数看起来更少”的这一批评，反驳称是错认事实。在这篇文章中“积极的流行病学调查”这一医学用语多次出现。这是了解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慎重推进检测的理由的关键词。

在结束新型冠状病毒专家会议后，召开记者会的日本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2月19日）

流行病学调查是在新传染病发生之际调查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感染者的健康状态、以掌握疾病特征和传播等感染的整体情况的调查。并非对每位患者进行检测和治疗的医疗行为，而是基于探索感染防止举措等保护社会整体免受疾病侵害的公众卫生的视点而实施的行为。

因此，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拘泥于结合必要的试剂和装置、自主确立的检测手段。如果日本国内的民营企业也使用向中国武汉等全世界供货的大型制药厂商罗氏（Roche）的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的话，由于检测的性能偏差，对于流行病学调查来说最为重要的数据收集将变得困难。这成为扩大检测能力的瓶颈。

正如存在“过分依赖检测”这个说法一样，在日本，任何人患上疾病，都能根据医生的判断，接受血液检测和图像检测。由于国民基本上都加入了保险，自己负担也很少。从世界来看，临床检测的门槛像日本这样低的“检测大国”实属罕见。

另外，日本防止病毒侵入国内的口岸管控也以失败而告终，人传人的感染案例不断出现。感染扩大没有平息的迹象。由于与日俱增的不安，在已习惯于接受检测的日本社会，为何只有新型冠状病毒的PCR检测必须经过保健所安排这一疑问逐渐成为人们的怀疑和不满。

韩国大邱市的医院实施的“得来速（Drive-through）方式”病毒检测（2月27日)

在韩国充分利用“得来速（Drive-through）方式”积极实施PCR检测的情况被报道之后，面对并未充分宣传检测目的的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国立传染病研究所，“隐瞒疫情”的怀疑出现，压力的强度达到顶峰。

或许还存在政治的介入。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月中旬，不得不转变方向，把此次的检测作为临床检测适用保险。罗氏提供的试剂盒属于并未经过临床试验的研究用，但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性能与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手段处于相同水平，给予了“政治背书”，从3月6日开始适用保险。

新型冠状病毒的PCR检测也因此在日本成为了临床检测，可以无需经过需要较长时间的保健所。不过，目前并非由经常就诊的医生等诊所像血液检测那样直接委托民营企业，而是必须由日本全国约860个“回国者与接触者门诊”的医生判断检测的必要性。在没有治疗药的现状下，考虑到临床检测的本来目的，可以说这是妥当的判断。

另一方面，在适用保险后，1～3成的个人负担目前由公费承担。流行病学调查作为收集数据的措施继续，是不符合公共医疗保险宗旨的应对。

即使感染新型冠状病毒，8成患者也可以在轻症情况下康复。对于原因不明的肺炎，必须立即进行检测，但如果扩大追求并未感染证据的“安心检测”，只会招致医疗一线的混乱，传染病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