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八月三十日的众院大选，自民党大败，民主党大胜，政权更替九月中旬就将成为事实。但是，日本政治又将进入一次动荡期。

动荡与安定的轮廻

战后的日本政治，可以说是动荡和平稳的交替。但从政治层面上看，安定的平稳期相对较长。日本投降后，经过初步的整理，制宪、媾和、经济复苏，从一九五五年开始，进入“高度成长期”。其前期的政治是比较安定的。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爆发了反对改订安保条约的国民性斗争，政治动荡。

从一九六四年的东京奥林匹克，到一九七〇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日本的GNP已经达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被称为“东洋的奇迹”。其后，虽有“日本赤军”等企图以武力推翻政权的动荡，但未成气候。

七十年代，日本进入“安定成长期”。克服了日元升值对出口贸易的巨大压力，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因为在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实行日本特有的均等，没有出现太大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一直没有凸显出来。同时，也没有人意识到，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尽快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政治争斗，也只限于自民党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

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以土地投机为中心的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衰退。一度被奉为圭臬的日本式经营方式，又随着从美国刮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风而被全面否定。

小泉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虽然起了大大推动了银行处理“不良债权”，活跃金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却将日本人所不习惯的残酷竞争，带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超出日本社会所能容忍的巨大贫富差距。

国家与个人的矛盾

日本是藏富于民的。民间储财高达一五〇〇万亿日元。日本人高储蓄率的实质，是对社会保障体系没有信心的象征。也就是日本的政府意识，还是要求国民为了国家的强大而忍受个人的相对贫瘠，却不愿担负一个现代国家所应该负的社会责任。同时，不断借贷以财政投资的方式刺激国家经济。日本的公债（包括中央和地方）额已经达到八六〇万亿日元。而国家，也就是运营国家机器的政客，却从来不把国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老后的生活保障放在施政的重要地位。致使养老金系统极端混乱；医疗与福祉供不应求。甚至有些地区连生孩子都没有医院能够接生。

日本特有的政治、社会风土，使得国民对日益严酷的生活环境，一直表现出忍耐。这也是以自民党一党为主，能够几乎连续执政达五十多年的一个原因。但日本人突然明白了，辛苦大半辈子，却要（或已经）被国家丢弃了。

小泉执政的许诺之一是“打碎自民党”。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实现，但是实质上，自民党内部赖以生存和稳固的基础，实际上被彻底破坏了。小泉之后的“首相轻量化”现象的出现，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接二连三地曝光，使得人们再也不愿意让自民党肆意妄为下去了。

这次日本的大选被称为“公约选举”。仔细分析起来，自民党的公约，依然是要求国民为国家的经济继续作出牺牲。而民主党的公约，虽有“散钱买票”之嫌，却是将重点放在了改善人们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保障方面。

传统与新兴的冲突

虽然日本人的生活，从世界范围来看是高水平的。但是，“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身处日本，大多数人还是一天到晚为衣食住行而烦恼。正像麻生首相在选后道歉时所说：惨败的结果，是因为长年来人们对自民党的积怨，都集中在这次大选中了。日本选民抛弃了传统的暧昧，正在尝试用一种新的是非观来衡量政治。

在众院大选失利后，实现政权更替的例子，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一次是十六年前宫泽喜一首相解散众院，实施大选。结果自民党议席未过半，由非自民八党派组成联合政府。自民党下野十个月。再上溯到战后初期。当时首相正是现任麻生首相的外公，自民党前身之一的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大选后，无一政党得过半数。吉田茂下野。由社会党为中心，组成片山哲内阁（约十个月）。今天，似乎日本政治又轮廻到一个历史相似点。

这次民主党大胜，与上次二〇〇五年小泉的“邮政大选”的大胜也不乏相似之处，是选民的不冷静和媒体炒作政治“剧场效果”相交叉的结果。很明显，民主党还没有老练到可以执掌政权的程度。能否应答国民的期望，要划一个很大的问号。而老辣的自民党绝不会善干罢休。

日本新一轮的政治动荡已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