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保护呈三大特点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上，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日本的环保工作也由以治为主转入以防为主的阶段。

1.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随着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环保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社会对环保支撑力度的增强，环境保护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和产业化。环保事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污染的防治工作从原来谁污染谁治理的企业个体行为，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和供求关系，形成社会上的专业化环保企业乃至环保行业，向污染责任者提供商业性环保服务。即污染防治活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日本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产业，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基本做到了日产日清。二是环保事业所需的资料、咨询、监测、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等各项资源供给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日本环保设备制造业，以及与环保有关的服务业产值，已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高的比例。环保设备的制造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的支柱产业。

2.环境保护的社会化和全民化。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不断扩大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绿色化程度及范围，与垃圾的分类利用处理相配套，垃圾产出者义务进行垃圾分装，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倡导生产和生活的零排放，以及对资源的循环使用等。

3.环境保护的生活化和日常化。通过国家立法、学校教育，以及传播媒介和舆论的宣传、监督等，使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成为人们生活追求的目标和重要内容，从而使爱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成为人们一切活动的基本准则。

环境和生态保护立法完善标准具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事件频发，当时的东京因取暖排放黑烟导致“白昼难见太阳”的情景，一些核心工业地带的空气、水体、土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日本政府早在1958年就制定了《公共水域水质保全法》和《工厂排污规制法》，1962年制定了《烟尘排放规制法》等，正式拉开了日本全国性环境保护的序幕。1967年随着《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制订，有关空气污染物排放者责任认定、行政职责认定等基本明确。1970年国会对《空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后，对污染公害标准、污染惩罚制度等又进一步明确。之后的立法工作愈加细致完善，陆续制订了有关恶臭、汽车尾气、二恶英等污染物排放的法律法规，形成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为治理环境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日本立法机构制订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非常具体。环保机构陆续对大气中248种成分进行了测试，对其中明确有害的成分制订了严格的排放标准，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石棉、颗粒物质PM2.5等。对烟尘等有害气体，分别针对干燥炉、金属加热炉、金属溶解炉、废弃物焚化炉等进行详细测试和规定，使得监测、处罚、治理有详细而具体的依据，不仅企业难以浑水摸鱼，也便于公众、媒体等进行监督。对日本特有的石棉污染，也制订了具体而详细的建筑物拆除、石棉粉尘等处理操作规程，使企业有明确的操作依据。

日本还陆续在全国建立了1503个空气环境监测站和429个汽车尾气排放监测站，对空气污染和汽车尾气污染状况定点、实时监测，公开发布。对某些气体出现超标状况，及时发布警告信息。

环保措施以引导监督扶持为主 日本多数地方政府都先于中央政府推出治污对策。东京40多年前就提出了“从东京改变日本”的口号。上个世纪60年代末首先从工厂、发电厂尾气为切入点，东京都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1968年签订了《发电厂公害管理协议》，东京电力公司同意将火电厂的硫化物排放总量减少近一半。在东京都政府的推动下，1971年开始限制在工厂或指定的作业场所使用的重油含硫量，东京市区内排放的硫氧化物开始减少。东京都政府在立法基础上要求机动车企业安装废气处理设备、推广低公害柴油汽车、对不达标的柴油汽车限制行驶，以减少空气中颗粒物的排放。与此同时，东京都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装备资助政策，安装设备所需的费用一半由政府补助。此外，东京都政府环保部门对空气污染的监测细致、实时、公开，所有监测点污染物状况一目了然，便于公众知晓污染、了解污染、监督污染。

东京都政府的治污举措是日本环境保护历程的一个缩影，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时常通过公布全社会污染控制的总目标对企业加以引导，辅以使用能源价格等调控手段规范企业环保行为。工业污染来源主要是工厂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等，主要处罚措施为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的手段。虽然政府很少对污染企业进行罚款，但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造成污染的企业很可能由于必须承担治理污染的巨额投入而破产。对于工厂在环保科研和设备方面的投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企业根据生产情况提出环保课题，并且由企业自己组织科研人员，或与院校、社会科研单位进行合作研究解决。同时政府及时公开污染监测数据，便于民众和媒体对企业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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