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支持抗战，沉船也是“爱国”，让陈顺通糟心的另有其事。

此时已是1937年末，据陈顺通长子陈洽群的日记记载，从这一年的8月16日起，“中威”就再未收到来自“大同”的租金。

更可怕的是，过了大同公司租船合同截止日数天后，大同也未按时交还“顺丰”，“新太平”两艘船。合同期满，陈顺通心心念念的这两艘船却下落不明了。

“顺丰”和“新太平”这两艘远洋海轮是中威公司的绝对主力，占公司轮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二。其中的“顺丰”号，是当时中国吨位最重的一艘船舶。这两艘船找不到了，陈顺通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

祸不单行，中威公司与修船业务配套的中威机器厂同期被日本人侵占。失去了轮船和工厂的“中威”，实际上已经是无本之木。

寝食难安的陈顺通决定，冒险东渡到已成为敌国的日本，查清“顺丰”和“新太平”的情况。他将家里珍藏的字画古董翻了出来，求助于日本友人，以民间贸易往来的名义，于1939年春买了一张机票，直飞东京。

见到“大同”的法人代表后，对方竟然告诉他，“顺丰”和“新太平”两轮都被日本海军当局强行扣截征用，大同商社也濒临破产，一时丧失了兑现合同的实际能力。

愤怒的陈顺通想找日本海军部交涉，“大同”的代表劝他：“两国正在交战，你千万不可自投罗网，当局会把你当作中国间谍抓起来，还是忍一忍再看吧。”

陈顺通陷入绝望，没有心思质疑大同公司的说法，东京之行一无所获，回到中国后，陈顺通大病了一场。

1940年，经过陈顺通的再次询问，“大同”给“中威”寄出了一张“通知函”，仍然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日本海军。

“中威”的风光已彻底成为过去，“中威”破产了。

陈顺通唯一能够指望的，是他保留的船只租赁合同和保单。此后的数十年间，这些合同和保单无数次地呈递给政府和法院，它们是“顺丰”、“新太平”存在和所属的证据，见证了数十年的追索。

汪伪政权成立后，曾派人和陈顺通交涉，主动提出愿意出面斡旋，争取尽快让日本军方归还陈家的船，但是作为交换条件，陈顺通必须出任汪伪政权的上海交通部长，同时还许诺给他以优厚的待遇：除了高额薪金外，又赔给坐落在虹口租界内的日式花园洋房一幢，保镖四名。但是陈顺通不愿背“汉奸”的罪名，拒绝了这个提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强掠的“顺丰”和“新太平”应该物归原主了。

此时的陈顺通刚满50岁，无所事事的他经常到上海外滩凭栏远望。“顺丰”和“新太平”的桅杆，却没有出现在黄浦江上。

“船王”还不知道，这两艘船此时早已因触礁而永沉海底了。

追索伊始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纷纷从后方飞抵上海，将大批由日伪吞并的民间企业财产揣进自己口袋里。

抗战危急时刻，国民政府曾征调民船沉船锁江，这时也该给船东们作出补偿了。上海三十三家船东，共有三百六十万美元的抗战损失费。但这笔钱却并没有发到船东们手中。国民政府将这三十三家船东合并，各家应得的抗战损失费作为股金，强行成立了“复兴航运公司”。

责编：朱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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