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百六十万美金的补偿款中，“中威”占有十分之一：三十六万美金。

陈顺通是航运界的前辈，又是航运界的抗战功臣，当时的中央交通部特授予他一级勋章。

但此时，陈顺通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他不想加入“复兴航运公司”。陈顺通长子陈洽群与蒋纬国交好，通过他的协助，陈顺通取得了蒋介石的手谕，特许中威公司退出“复兴航运公司”，但是陈家只获得了赔偿金的一半——十八万美元。

陈顺通的心里，仍然挂念着“顺丰”和“新太平”两艘船。他把这些钱一部分投往香港，争取东山再起，一部分作为与日方交涉的活动经费。

追索之路还没开始，1947年，陈顺通被检查出胃癌晚期。知道自己可能时间不多了，他加快了讨船的步伐。

日本战败后，“大同”依然是把所有责任推给日本海军部。于是，在1947年2月15日，陈顺通给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写信，请这位美国五星上将出面，敦促日本新政府维护国际公法，协助中威公司收回“顺丰”和“新太平”两艘轮船，并赔偿由于日方违约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37天后，陈顺通收到了麦克阿瑟亲笔签名的打字回信。信中的内容让身体已十分虚弱的陈顺通深受打击。

麦克阿瑟写道：“‘顺丰’和‘新太平’二轮已在战争期间不幸灭失，‘中威’须于实物之外另求补救之道。”

这几行字让“船王”几乎当场晕厥。在病榻上，陈顺通叫来中威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魏文翰，字斟句酌地给麦克阿瑟回信，同时提供了当年地合同副本，求他给予帮助。

这封凝聚着老“船王”最后一丝希望的复信，通过航空挂号直邮东京的麦克阿瑟，但是再未收到美国将军的一丁点回音。

两年的无望等待后，1949年11月14日，陈顺通去世，死于晚期胃癌。

最后的时刻，陈顺通仍然头脑清晰。他立下遗嘱，托付长子陈洽群全权处理“顺丰”和“新太平”二轮的索赔事宜。

1958年春，陈洽群自上海迁居香港。他在香港重新注册了中威公司，目的就是为了讨船。

抵港不久，他就开始尝试与“大同”联系，但是“大同”每次都以人事变动和船只为日本政府夺取、应由日本政府负责作答的说法搪塞。

1961年春，心有不甘的陈洽群第一次踏上日本领土，开始了陈家第二代的追索之路。

“陈洽群告日本国”

在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的上世纪60年代，陈洽群不停地穿梭于香港与东京之间。

当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二战期间负责为日军运送军火，与政府关系亲密。

“我们不好处理，都怪这场战争啊！”这样恭敬的推脱，是陈顺通从日本政府处和企业处得到最多的回复。

陈洽群的性格和老船王有很大的不同，他更倔强，也更强硬。

由于大同公司坚持1940年给“中威”“通知函”的立场，把一切责任推给日本政府，陈洽群迫不得已，只得以“大同”1940年的“通知函”为依据，在1961年转向与日本政府交涉，主张对两轮的债权和所有权。

与此同时，陈洽群也对案件涉及的相关证据展开调查，他发现船案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责编：朱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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