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编者按】10多年前，日本学者三浦展的一本《下流社会》描述了当时一代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全民皆中产已成过去。而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下游老人》则残酷地告诉读者，不仅相当部分年轻人处于“下流社会”，连相当部分的老人也处于“下游”，而“下流社会”的年轻人在未来无疑又会成为“下游老人”。 本书作者是常年工作在扶助贫困老人福利团体的藤田孝典先生，在他的定义中，所谓下游老人，意指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被迫过着底层生活的老年人。本文选摘自《下游老人》最后一章。

藤田孝典

下游老人的问题既然是人们亲手构建起来的社会体系的弊病中派生出来的产物，那么能够改革这一社会体系弊病的动力依然是人们自己。

首先是在政治层面能做到的事。思考一下为了防止“全民晚年总崩溃”，我们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通过实施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下游化。全民晚年总崩溃时代的脚步声已经离我们很近，出台政策可谓刻不容缓。

我们不能让贫困“看不见”，而是要让它“看得见”，我们必须以贫困已经发生在人们周围为前提来考量制度的设计。并且，要转变观念，将下游老人的问题当作“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来考虑。

下游老人的产生源头是国家，是社会体制，而不是下游老人和他们的家人。实施政策的主体当然是国家和政府，承认日本存在贫困，正式出台缩小差距和应对贫困之策，可以说比什么都重要。不能认真面对贫困的国家没有未来，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正视由贫困带来的悲惨现实，立足于从当事者的声音中来重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

下游老人问题今后将愈演愈烈的理由之一，就是当前年轻人和孩子们的贫困。伴随着“穷忙族”和非正规雇员的增加，在职一代的贫困人口开始显著增加。根据OECD发表的《对日审查报告书》（2012版），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6.1%，继续刷新了过去的最坏纪录。这是在OECD的34个成员国中贫困排名第六的高数值。另外，儿童的贫困率也在16.3%（2012）的高水平线上。

正如很多专家所指出的，年轻人的贫困和儿童的贫困，将把下一代的贫富差距固定下来，由于家庭的经济问题无法接受充分的教育，一辈子只能干低收入工作的人群将有不断产生的危险。并且这将成为低养老金和无养老金、无保险问题的要因，将制造出未来的下游老人。概括地说，若不设法抑制相对贫困率的进一步上升，社会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有必要迅速设定降低贫困率的目标数值，并且落实具体的措施。

具体来说，应该将应对贫困的措施法制化，朝着将国民的防贫救贫政策当作国家战略进行强化的方向推进人们的讨论。关于课税对象，必须把其资产和所得综合起来评估，从可堪征税的阶层征收税金，提高所得税的再分配能力来加强社会保障，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存在下游老人，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老人富得流油，毋庸赘言，我们有必要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来让人们互相依靠。

但是，如果为了加强社会保障而提高财富再分配的机制的话，资本家和富人大概会逃到海外。另外，也有人指出这么做会导致人们的劳动意愿减退，税收效率将无法提高。因此，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包括如何应对富人们用于躲避纳税的“避税乐园”问题，寻求以全球化的视点来讨论问题。

2016年，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小店。 国际在线 资料图

眼下的老年人，正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未来状态。

像读者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年轻人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也在急剧恶化。“穷忙族”和非正规雇用现象正在蔓延，一直都没有减缓的势头。他们无法加入厚生养老金制度，国民养老金的未缴纳比率已经达到了四成，现在养老金分文未缴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

随着雇用的不安定化，全民养老金制度正在缓慢地寿终正寝。若不构筑替代这一制度的社会保障，年轻人的晚景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加重社会运行的成本。如果这种现象只是个别的，那么也许可以作为特殊事例归之于本人的责任，但是现在这类人群在全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量。由于黑工厂也在不断增加，正常的就业市场正在缩小，人们晚年的不安定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所以说，建立和在职时的收入不挂钩、能够保障人们最低限度的晚年生活费的体制是必要的。如果再放任自流的话，在今天的年轻人进入晚年以后，整个社会就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关于最低保障养老金的讨论现在还在继续，我希望投入税收来保障人们晚年的讨论更为广泛地展开。

如上文说明的那样，以国民养老金为例，即便是支付了40年的保险费，一个月的支付额按照现在的水平也就66000日元左右。生活保障制度中的生活扶助费水平比这更低，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而且，这个水准今后还很可能被进一步降低。现在的制度设计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应对超老龄化社会。

如果这样的话，索性就废除国民养老金制度，把它和生活保障制度中的生活补助费合并。这个议题今后有可能会被讨论。

如今光靠国民养老金不能达到最低生活费标准的老年人，都靠“养老金＋生活保障”生活。由此可见，即便你认真缴纳了国民养老金的保险费，也感觉不到获得了应有的回报。

所以说，和现在低养老金的老年人一样，只要用生活保障制度就可以填补他们的收入不足。我希望我们不要从那些低收入、生活艰难的年轻人那里以缴纳国民养老保险费的名义抢走他们的钱。

按照现在的趋势，从那些明显将来要领取生活保障救济的年轻人那里征收养老保险费的意义不大。特别是对那些落入“穷忙族”和非正规雇用状态的年轻人，我们得尽早地告知他们：“现在不缴养老保险也行”，这是很重要的。

不用说，能缴得起还是继续缴的好，但我希望这一笔养老保险费能够用来还奖学金，以及用于现在的生活、结婚和育儿，实现一般水平的生活。

国民养老金也有减免措施，在无法缴纳保险费的时候可以申请减免，在因故残疾之际，也可以得到残疾保险的领取权（一级残疾在每月8万日元左右，二级残疾在每月6万日元左右）。而且减免时期会全部算进养老金参保时间之内，所以说这是有好处的。为此，在现阶段，不必单纯停止缴纳保险费，也请你们有效运用这个减免申请制度。

不过，因为这些信息都没有广而告之，所以很多年轻人还是在勉强缴纳国民养老保险金。生活紧巴巴还要缴纳保险费，其背后无疑是对于养老金制度的一种信任（一半是盲目信任）与对晚年生活的不安。为此，若国家还想从这样的年轻人那里剥削养老保险金的话，至少应该构建一个能够保证人们在晚年可以享受最低限度保障的养老保险制度。

新民网 图

我想，能读到这里的不少读者应该已经发现，如今的年轻人很多将沦为下游老人。非常遗憾，这一现状已不能避免。谁都没想到非正规雇用会膨胀到今天这步田地，结婚率也在降低，不想生育的人也在增加，以致没有能够在老后助自己一臂之力的儿女。家族间的互相支持会变得这样淡薄，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这是整个国家层面的“万万没想到”。

年轻人出于对晚年的不安，优先于存钱储蓄，抑制消费的倾向已经显著表现出来，用这种不依赖收入而减少支出的方法来维持生活。

年轻人的这种行动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已经画上了句号。“成熟社会”的来临，今后面临的问题是现在取得的资产如何分配利用，以及用怎样的方法来对非常有限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从2014年开始的“贫富差距争论”，即所谓“皮凯蒂热”已经说明这一点了。

当然，有贫有富，世之常理。但是，如果贫富过于不均，产生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经济差距的话，那就应该纠正这种不平等问题。从哪里征税，重新分配到何处的决定权在政治家手里，而促使政策定案的则是我们国民，今后该建设怎样的社会是我们的自由，而今天的社会果真能说是大多数人所期望的结果吗？

是将下游老人和其数字庞大的预备队置之不理，还是现在就要求政府出台措施呢？我们如今就站在这个分歧点上。如今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是我们的先人们一边说着“这恐怕做不到吧”，一边依然顽强地在共识下充分探讨，一点一点争取到的权利。今天就是要求我们重新构筑起这一权利的坚实基础的时代。在如今的社会状况下，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无法过上健康且最低限度文化生活的人正在增加，前景非常不容乐观。我希望这个问题能被更多的人感觉到，并且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