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资本本身的报酬，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在战后的经济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限制财阀和反对垄断。最终日本建立了一种人称法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企业的股份通过相互持股，限制了个人和外资的进入。1960年日本又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0年之内把国内总产值增加一倍，并改善工人收入。加上曾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使得同代人的工资收入大致相近。

　　其三，加强政府的收入调控和平衡社会福利能力。由于日本自1955年后建立了长期稳定的55年政治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半政党”(自民党—社会党半)，社会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制衡作用，推动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调节法律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累进所得税制度和累进遗产税赠与税制度。

　　日本底层社会的最新动态

　　日本学者通过历年的SSM调查资料分析显示，日本底层社会的主要职业上升通道，一是战前就大量存在的个体工商户，通过子承父业，扩大经营规模，改善了经济收入，上升为中间阶层，从而继续保持了一定的比例;二是大量的(每年近40万左右)农民子弟通过进城务工，成为企业蓝领和白领，提升了阶层;而原来城市的工人子弟则通过教育的提升，也保持了蓝领或白领的地位。同样专业技术职业和管理职业虽人数增大，但也基本是子承父业，有一定的封闭性。广泛的提升通道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改善和教育程度改善。1955—1975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近10倍，高中教育普及率从50%发展到90%，大学入学率从10%左右发展到了30%以上。所以，大约在1985年，上述的社会底层比重最低减少到了10%左右。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后来泡沫经济的瓦解，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1995年底层比例又回到了15%左右，显示了近年来的略微扩大的趋势。虽然在我们看来，从10%回到15%，这5%左右的倒退并不能改变日本社会的菱形结构，但日本社会上下都在议论纷纷和忧心忡忡。确实，日本社会出现了一批像《下流社会》里提到的“三不”人员，他们以青年人为主，不工作、不上学、不参加职业培训，基本是宅男宅女和啃老一族，形成了社会底层的后备军。如何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是日本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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