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周赛事，日本选手木岛真优最终拔得头筹。早报记者 朱伟辉 图

9月2日晚，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落下帷幕。

历经三周赛事，日本选手木岛真优最终拔得头筹，获得了堪称全球音乐赛事最高奖金的10万美元，谢尔盖·多加金、黄凯珉、斯特凡·塔哈哈、林品任、柳鸣分获二至六等奖。

进入决赛的6强选手，水平难分伯仲，大赛评委会联合主席徐惟聆坦言，“每一位获奖选手都展现了自己最好、最高水平的一面。这类比赛要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拿表秒去掐，每个评委都有自己的打分标准，但这是所有评委用最公正、最透明的打分方式产生的结果。”

大赛评委会联合主席大卫·斯特恩则说，“我相信斯特恩小提琴赛将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一笔，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上海正在制定音乐比赛的国际标准。”

赛制创新：制定中国标准

自去年9月启动，斯特恩小提琴赛共收到全球140多位选手报名。最终，24位选手至上海报到参赛，是全世界参赛人数最多的小提琴比赛之一。

8月16日至今，选手们经历了初赛、半决赛、决赛三轮赛事。

初赛，选手要完成两首帕格尼尼随想曲、伊萨伊及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半决赛加入了室内乐合作，分三大环节——钢琴三重奏、中国作品及奏鸣曲、与室内乐团合作莫扎特协奏曲（华彩乐段需自创）；决赛，选手们要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一首炫技曲、一首协奏曲。

这也意味着，每一位选手在赛前都要准备长达4小时左右的曲目量，曲目量之大，难度之高，为国际同类赛事罕见。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赛程设置，选手的综合音乐素养，得以多维度展现在评委和观众面前。他们的水平不仅体现在技巧上，更体现在创新能力和对不同风格作品的诠释上。

中国作品的加入，是斯特恩小提琴赛的一大创新，而充满中国戏曲音乐元素的《梁祝》，对海外选手来说无疑也是个难题。

全球顶级音乐赛事第一次有了中国作品，听见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比赛组委会主任余隆看来，这是独一无二的创举，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比赛组委会执行主任周平表示，今后每一届斯特恩小提琴赛都将把中国作品列入比赛环节，让中国音乐被更多人演奏，也让中国文化能以更积极的形式走出去。

室内乐环节的加入和室内乐能力的考量，是另一处创新。

半决赛上，18位选手要分别在钢琴家盛原、大提琴家朱亦兵的配合下，献上一曲钢琴三重奏（舒伯特或勃拉姆斯《第一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征战过无数小提琴赛事的选手纷纷表示，难得一见。

徐惟聆称，室内乐环节的加入，是为了从整体考验选手的音乐素养和个人修养，“技术是十分必要的条件，但我们不是为了挑选一个技术非常好的‘琴匠’，更希望从境界、修养上去看比赛真正的意义。”

周平总结，从半决赛也能看出中西方音乐教育的差距。有些选手初赛时表现特别出彩，半决赛却不尽如人意，比如，选手们要与室内乐团合作莫扎特协奏曲，需自创华彩乐段，交出来的曲谱差别甚大。

“像德国选手塔哈哈、俄罗斯选手多加金的曲谱就非常清晰，而亚洲选手就会出现一些曲谱标示不清晰的问题。这就体现了中西方音乐培养方向的不同。”周平称，斯特恩小提琴赛更强调音乐精神和音乐素养，希望这种标准也能改变中国音乐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次比赛在规则上也有突破：每轮比赛结束后，组委会都会公布未晋级选手的成绩，力求透明；评委打分采用了双重机制，不仅要给每位选手晋级下一轮“是”或“否”的选择，还要为每位选手打分，以求公正。

“这次比赛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不单纯是技术型比赛，而是要把选手们塑造成一个完整的音乐家。”接受采访时，余隆忍不住转述了其中一位评委的评语，“原来很多音乐赛事用的都是欧洲标准，这次我们看到了中国标准的制定，这个标准规格之高，是世界一流的。”

“毫不夸张地说，斯特恩小提琴赛从第一届开始，就已跻身于世界顶级比赛之列。”余隆说。

人文精神：饮水思源

比赛还创新性地设立了“艾萨克·斯特恩奖——人文精神奖”，中国甘肃会师中学校长吴泰祥、副校长杜正权，阿富汗女孩涅金·帕尔瓦克，共获此奖。

当学生不喜读书，毕业时撕书、砸酒瓶司空见惯，怎么才能改变他们厌学的情绪，让他们在学校感觉到幸福？会师中学校长吴泰祥想到了音乐。

2011年，他以班组团成立了第一个乐团，全团50余人，取名爱因斯坦乐团。他的梦想是在会师这个小县城，培养一些和爱因斯坦一样，同时会小提琴和钢琴的伟大科学家。

乐团以管乐训练为主，最开始连教学空间和乐器都没有。吴校长自掏腰包买了第一批乐器，学过一点乐理知识的副校长杜正权，担纲起教学的重任。

短短一年时间里，学生已能演奏近30首中外名曲，2013年1月甚至接到了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邀请。浩浩荡荡84人去了维也纳，一帮初一学生，奏起了《红旗颂》和《红梅赞》。

“最开始学生们觉得很枯燥，但学着学着人就开始变了，嘴里哼的，电视上喜欢看的，都是交响曲。”杜正权观察，学生们的气质在经过三年的音乐洗礼后，有了明显的差别。

吴泰祥则说，“自从学了音乐，学生们自信了，阳光了，成绩也变好了。”

现如今，会师中学的乐团已建到第六支，全校上下有近500人在接受音乐训练。然而，没钱、缺老师仍然困扰着两位校长，至今，学生们还要蜗居在车棚里排练。

“人文精神奖”的降临，对会师中学的鼓励不言而喻。

这也是斯特恩小提琴赛特设此奖的初衷。该奖由比赛组委会主任余隆、大提琴家马友友、斯特恩家族共同评选，“最重要的就是鼓励那些非专业演奏员，那些为音乐事业贡献巨大，一直默默无闻，在背后辛苦耕耘的人。”

余隆用了中国人认知度最高的“饮水思源”，来形容“人文精神奖”，“现在人们过分关注于台前，我们希望回归本真，发掘底层的，纯真、朴实、甘于寂寞的音乐人以及音乐教育者。任何一个音乐人才的诞生都万分不易，缺失了真心真情的人文关怀，他们走不到今天。”

韩国选手宋知垣虽然无缘决赛，却因动情演绎《梁祝》，捧获了“最佳中国作品演绎奖”。

早在2014年，她就学过这首曲子，但了解得不算深入。为了准备比赛，她勤练了六周时间，研习了相关视频和资料，甚至听起了中国戏曲，对学中文更是兴趣大增。

俞丽拿长达三小时的《梁祝》视频讲解，对宋知垣理解该曲起了90%的帮助，“除了《梁祝》，我知道的中国作品不多，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尝试表演其他中国作品。”

平台助力：把选手带向国际

赛后，除主办方上海交响乐团会邀获奖选手参与巡演，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悉尼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亦将为优秀选手提供演出合同，助力其职业生涯起步。

悉尼交响乐团团长罗里·杰夫斯率先表示，他们将全力支持获奖选手，并在2018年新乐季为他们提供在悉尼歌剧院独奏的机会。双方之后是否会有后续合作，则取决于选手的喜好，及其擅演的曲目。

杰夫斯说，现在好的乐手越来越多，但要找到真正优秀的乐手，很不容易。只要遇到合适的音乐人，他们就会发出合作邀请。

比如，上个月刚刚举办的悉尼国际钢琴比赛，获奖选手中美各一名，悉尼交响乐团会邀请他们合作，“观摩比赛能一次性看到很多选手，好过跑各种不同的地方去找人选。”

最看中选手的哪一种品质？“独奏乐手和乐队乐手其实不太一样，我们更注重的还是寻找技艺精湛的乐手，能够完美诠释作品很重要。”

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同样表态，他们已将获奖选手纳入新乐季的演出中，日子都定好了，12月3日正式开演。

中国爱乐乐团团长李南观察，中国学音乐的孩子有五六千万，学钢琴的琴童至少两千万，最缺的就是能让他们展现自我、高档且完整的平台，“中国也有一些类似比赛，有的太官方，有的不国际，有的只是昙花一现，很遗憾。”

李南希望，斯特恩小提琴赛能长久地持续下去，“等到这届选手40多岁时，他们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第一届比赛的获奖者，这样才会有更多选手追求品牌荣誉，让比赛延续下去。”

但是，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每年的演出始终有限，而有才的人又太多，李南呼吁，全国七十多支交响乐团，数十家歌剧院，能联手利用自身平台，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演出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好几位选手用的都是由小提琴收藏家赞助，价值连城的名琴，为演奏大添光彩。木岛真优顺利夺冠，她那把制于1700年的古董名琴（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制造），就让评委徐惟聆赞不绝口。

周平说，不少海内外大型经纪公司都派了人前来观摩比赛，很多大琴商、收藏家、经济人也都藏身观众席中。这意味着，选手们未来演出或签约的机会，或已藏在观众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