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劫归来》是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凯斯“婆罗洲三部曲”的第二部。在第一部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殖民者生活叙述之后，笔锋陡转，讲述 “二战”期间作者一家在日本集中营的三年半经历。

1942年日本占领婆罗洲，作者与丈夫以及他们仅1岁半的儿子乔治，一起被关进集中营。身为俘虏，凯斯用作家特有的敏锐目光观察自己、身边的俘虏以及那些复杂的日本人——既暴虐成性又温文尔雅。

本书记录苦难，却不渲染痛苦；观察人性，却不抨击个体。笔触克制而动人，一时受到《纽约时报》书评，《时代》书评，以及《大西洋月刊》盛赞，并于1950年被好莱坞改编为同名电影（Three Came Home）。

《风下之乡》和《万劫归来》于2017年经由三联出版社推出，受国内读者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1。

此处节选《万劫归来》的第四章，讲述她在狱中和儿子双双罹患疟疾的经历。

艾格尼斯·凯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出生后不久随家人迁居加州好莱坞。青年时期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一度任职当时很具影响力的《旧金山观察家报》。1934年与大英帝国北婆罗洲林业长官哈里·凯斯（书中的哈里）结婚，遂随夫远行，旅居当时的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生活写作。其主要作品为自传体三部曲《风下之乡》《万劫归来》，以及《白人归来》，叙述了她所经历的“二战”前、“二战”期间以及其后在南洋的生活及感悟。

疟疾

须贺上校第一次来巴哈拉岛巡视，是在1942年秋天，他对我谈到写作的事。那之后不久的十一月，乔治两岁半时遭遇了第一次疟疾，我也同症复发。很有可能我们是被同一只蚊子叮了，几乎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小时病倒。到了晚上，两人的体温都高达105华氏度。

第二天夜里，症状再次袭来时，体温又升至105华氏度，乔治已经神志不清。我躺在他身边，知道他病得相当严重，后来感到他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变得僵硬。我尖叫起来，身边有人划亮一根火柴，大家见他正在抽搐。我使劲掰开他的嘴，替他松开紧紧咬着舌头的牙齿，舌头上满是血。营房里的一名妇女于是飞奔去哨所，求哨兵把油灯借给我们用。那哨兵跟着她一起回到营房，看了看乔治，以及他正在流血的嘴，便去男牢那边请来了斯滕菲尔德医生。

斯医生是一名年长的奥地利犹太人，据说曾经是维也纳著名的产科医生。他行医时的方式和手段，有一股优雅又温和的欧洲味道，这使得我们立即就相信了所有那些关于他的传言。他从英国来到婆罗洲，在斯杜克医生的山打根私人诊所里，为斯杜克医生做助手。后来他加入北婆罗洲贸易公司，担任公司的内部医生。他被山打根社区的接纳，尽管未曾受到过任何歧视，却也从未被真心相待。我们中间在后来的三年半拘押经历中领略过他工作和为人的人，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中，能给予他我们不曾给过的温暖。

巴哈拉的女牢里没有医生，也没有任何日本人提供的医疗服务。这名哨兵承担了巨大的责任，把斯医生从男牢里请过来。医生再次确认了我们的体温。他说，如果是疟疾，没有奎宁，他无计可施；如果不是疟疾，体温却又这么高，没有奎宁，他更束手无策。只建议冷热交替给乔治施以海绵浴，同时让我躺下。我是多么希望躺下啊！可我知道，只要我还能站得起来，我就必须帮忙救乔治。哨兵让妇女们去厨房生火热水，然后他把哈里从男牢里带了过来。

斯医生暂时回到了男牢，看能否筹得到一点奎宁，因为不少人都私藏了些药品。有人会慷慨地分享给别人用，也有人会用来卖高价钱或交换。当需求越来越旺时，价格也越来越高。这事的公平性显而易见：有药的人也有命，求药的人是为了救命，因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是卖药人的命。

我们这天非常幸运，很快男牢里就有人捐出了奎宁给我们用。斯医生于是带着药回来给我们母子注射了。

乔治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身上裹着湿毛巾。我抱着他，自己身上发着高烧，一面发抖，渐渐地也失去了意识。我还记得晕过去时我想的是，“可能我这一次救不了他了，只有上帝能。”

那一夜，好几位妇女轮流给我们施海绵浴。在没有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毛巾，没有床，没有可换的衣物的情况下，给人洗海绵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她们每一个人都捐出睡衣、包裹布、帘子等给我们用。第二天早上，我们的体温降了，乔治也醒了过来。在牢里，总有那么几位，一直在给予别人力量和勇气，以及她们所拥有的物质。这四位，护理我们的苔丝.休斯顿，帮助我们的贝蒂.韦伯，维奥莱特，佩涅洛普，我和乔治的生命都是拜她们所赐。

当你对它一无所知时，疟疾往往会被误解；而对有经验的人来说，疟疾却绝对“可靠”。菌虫在你的血液里第一次孵出，体温陡升，人体变得十分虚弱，你只想着赶紧好，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菌虫24小时（或你体内菌虫的周期）开始死亡，你的体温开始下降，这时的你，感觉好极了，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康复；然而菌虫一旦你体内再次繁殖，你便会变得虚弱不堪。

九点钟送食品的船开到，随船前来的还有一位来巡视的日本军官。斯医生冒着挨打的危险，请求他将我们送去山打根医院。军官很和蔼，但是不敢为这事负责，将犯人送出集中营是一件大事。他答应，如果军事警察允许，他第二天会回来接我们。

第二天军官带着批复回来了。乔治和我被并排放在担架上，盖着床单，在雨中被抬上船。船舱很小，担架太大，我们只好被放在舱外的甲板上。日本军官站在旁边，试图用他的军用披风为我们遮挡，不时撩起湿透了的床单一角，问道“母子安全吗？”

两小时后，我们被安置进了山打根市立医院的二等亚洲人病房。这是我生下乔治的地方，在优雅华丽的欧洲人产房中，不是这个二等病房。

一个老朋友认出了我们，欧亚混血的护士玛丽，她将本已湿透的我们再次淹没在眼泪中。玛丽是一名菲律宾护林员的养女，她养父曾经在我丈夫的部门工作了二十年。此刻的她，沉浸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悲喜无从分辨。这状态象钢琴家用手在琴键上的演练。在玛丽眼里，我们是遭遇了厄运，这才经历疾病、饥饿、缺衣，并无助地落在敌人手里。而对我们来说，住在市立医院的二等亚洲病房才是人生悲剧！我们，曾经习惯了一切用钱买不来的高人一等，只靠影响力、地位和品种的纯正便能在东方所拥有的优越，如今降到二等亚洲种类，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玛丽为我们哭泣，我没有。我从担架上翻下来，走到病床上，躺进干燥的床单里，为此在心里感激上天。我现在的理想，就是不光要摄入越多越好的奎宁，还要在我身边藏匿越多越好的奎宁，因为这在接下来的整个战争期间将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在医院里呆了六个星期。医院的伙食，模样很粗糙，可是够滋养，有充足的鸡蛋和牛奶。每个到二等病房来探访亲友的亚洲人，都悄悄地在乔治的床边留下了礼物，有鸡蛋、香蕉、饼干、甜食、木瓜，还有钱。我们把到手的所有食物都吃掉了，一辈子也没这么能吃过，这等于把下一年的需要先吃下去。我相信这几个星期优越的食物供给，为挺过后来几年的日子是有帮助的。

医院名义上是泰勒医生和旺兹医生在负责。泰勒医生出生在澳大利亚，战前是英国政府驻此地的主任医官。旺兹医生是一位苏格兰人。他们二位目前都在皇军统治下服务。经日军下令，并由已被废黜的本地大英政府机关同意，他们从关押中被释放，置于此任上。他们在日本人手下工作，遵循的是医生的天职，救治病人。与种族或政治立场无关。

在日本人手下工作，为医务人员提供了一个便利：获取药品和奶粉的途径，这是整个东海岸唯一的途径。医生们将它们中的一部分走私给巴哈拉岛上的我们，另一部分走私到山打根的澳大利亚战俘营。等我回到巴哈拉岛上时，少量但持续的奶粉药品走私已经成为常规，一直到我们从巴哈拉岛被送走为止。

住院期间，我跟一位德国犹太人有过很多交流，拉邦德医生，他原本是位牙医。日本人来时他受雇于大英殖民政府，现在日本人手下的医院工作。他苦口婆心劝服我，不要对战事乐观，起码一年之内不会有和平。一年对我来说，是不堪忍受之长。而他，从过去的战争经历中，学会了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

拉邦德大夫是乔治和我的天使。他给我们吃的、穿的，还给了我一个热水瓶，几乎能想到的事，他都替我们做了。我对于这份恩德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本该有所顾忌，而不象我，早已一无所有。可他不听劝告，他说，“如果他们拘禁我，也无所谓，在那之前我会一直尽我所能来帮助所有人。”

他就这样无所畏惧地持续了几个月，终于和另外几个医生一起，被指控谋反，关进了监狱。

我也跟斯杜克医生聊过。依照日本人的调度，他有时驻守医院，有时只来巡诊。斯医生的飞机，大概是促使日本人一直不把他关起来的理由。除他本人外，我不记得其它任何人有胆子象他那样飞行。多少年来，他不知道去了多少无法达到的地方，在各种天气情况下，在各种状况的河面上着陆，没有任何气象报告，没有着陆辅助，只为了解救病人。

自从欧洲开战，他失去了零部件和维修供应，以致于现在我每每听见他的飞机在头顶上轰鸣，便忍不住想象，松弛的螺丝螺母象下雨一样从天而降。

他告诉我，他妹妹艾莉森.斯杜克医生还在拉哈达图的日本人手下工作。他看上去很健康，清瘦、深色皮肤、精干而永远看不出年龄。我总是好奇，他究竟是不是象他看上去那样，真的对什么也不在乎。结婚前，哈里就对我讲起过他，他说“你会喜欢他的，他总想让自己看上去很强硬，其实一点也不。”

山打根的乐透社开奖，是医院里每天的娱乐。下午三点开奖，三点过五分，医院走廊上便响起护士的叫喊声，有时欣喜，有时哀叹。她们一整天都在寻找可以帮她们进行选择的各种征兆和信号。

泷野太太正在生孩子，护士们请她帮着抽一个数字来押，结果是3。可婴儿出来得很慢，于是护士们觉得这数字抽取的时间太早，不具备幸运意义。等到婴儿的头出现时，再把那一堆卡片塞到泷野太太的鼻子底下，这次是28。护士们都押了这个数字，全输了。当天的结果是3。

我以为护士们会把泷野太太和泷野婴儿都掐死，但她们没有，连一点恶意也没有。只说“这些卡片是灵的，我们不相信它们，遭了报应。”

这些护士做这份工作，目的是挣钱、解闷、获取友谊或者消解仇恨，唯独不考虑职责。幸好她们对我和乔治倒是充满善意。我也只接受她们提供的帮助，绝无额外要求。我知道，我是勉强被接收进医院的。很多时候，明明见到她们忽视其它病人，却无法给予指责或试图去纠正时，还是感到很内疚。但我知道，这时候的我，没有说话的份。

护士们对乔治很好。他渐渐恢复以后，她们有时便会和他一起玩，带他去散步，给他甜食或者饼干，有时甚至给他洗澡。但整个生病期间，尽管我也是十分虚弱的病人，但一直是我，给他倒便盆，护理他，给他洗衣，给他喂饭，哄他上床。

在另一个病区，住了几个日本士兵。穿着和服、马裤和只有袜子的双脚，在医院里走来走去。乔治刚能下床，便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坐在外面的草地上，可以玩好几个小时。有时有军官远远地出现，这几个士兵便立即匆匆离开。他们送给乔治甜食、香蕉，还有游戏，或者印着日本电影明星的明信片，有时还带些香烟给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会讲英文，会在明信片上写一些长长的话给“格罗格先生”。还问我为什么乔治不穿鞋，我告诉他们乔治没有，他们便说要给他买。后来他们真的去买了，但山打根没有孩子的鞋卖，他们比我还难过。

过了些时候，我告诉他们，再过一两天，乔治和我就要回到巴哈拉岛上的集中营去了。他们很伤心，说乔治是他们的好朋友，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我们在医院里认识的每一个士兵都对乔治非常友好。

我的老朋友科恩太太，是一位犹太妇女，在山打根集市上开布店。我们住院时，她也在。由内而外，她都是一个美妙的人儿。脸、头发和手都充满着东方风情，眼睛可以将你融化，脸上线条精致，表情丰富，眼泪充沛（说来就来），情感真实。她喜欢鲜艳的色彩，尤其是深浅不同的各种朱槿花红，总是穿着这样颜色的哈巴德妈妈样式的袍子，胸部贴合，胸以下飘荡。在她漂亮的头下面，飘荡着的是她的下巴和迷人的胸；而在胸下面，便飘荡着她那些朱槿色的布料；在布料下面，是她的光脚。翩翩举步时，便是一整个人在地面上飘荡。

她的心，就象身体一样，宽广柔软可爱。从来没有任何人向她要求什么而被拒绝过：时间、同情、金钱、或者帮助。大家都习惯去找她寻求帮助，欧亚人、华人、马来人，女佣，花钱买来的小妾，护士，苦力，还有我自己。她的钱袋子一直放在枕头底下，随时取。在医院里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手里塞了10元钱。

她是山打根亚洲人生活中的明星，是欧亚人社区、生意和商业的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出生、婚礼、葬礼仪式可以在她缺席的情况下完成。

每天，她的一个阿拉伯男孩儿从店里带来美味的犹太餐食，再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人。她和乔治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起吃。她先把米饭卷成小团，然后用手指把这些小团放进乔治的嘴里。乔治会一直吃到肚子痛，这时科恩太太便给他揉肚皮，按摩，唱歌，一会儿乔治便睡了。睡醒又一起吃。

乔治调皮被我责备时，她通常会来训斥我，随即把他揽到她宽大的怀里，亲他，给他讲故事，直至被催眠，昏昏然入黑甜乡。

她因为皮肤问题，在医院里接受注射，预计还要再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科恩先生来到医院，求她赶快回店里去，好将他从日本兵手中解救出来。他比太太年长许多，是一个小个子，而且因为糖尿病，导致了严重的瘸腿。科恩太太象一座山，屹立在科恩先生和这个世界之间。

科恩先生说，日本兵到店里来，要求半价买布，被他拒绝，他们就抢商品，还打了他。而科恩太太对付日本兵则有她的一套，她把合作、强硬、贿赂以及欺瞒结合在一起。先是把好料子都藏起来，再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礼品给这些士兵，他们愿意出多少价就是多少价；再送一些毫不值钱的纪念品给他们，再请他们喝杯咖啡，使得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她。并且借此与他们交上朋友，通过这些朋友，她可以向被关起来的欧洲人走私。

她不想离开医院回店里去。我猜有一部分原因，是她不舍得乔治。可科恩先生跟乔治同样无助。于是她收拾起她的哈巴德妈妈裙子，还有她的下巴和胸部，跟着科恩先生走了，回店里去了。她一边走，一边给乔治递飞吻，一边大声叮嘱护士，一边向我挥手，一边哭。她的离开，把一切世俗的欢乐都带走了。后来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50元钱，请我带给她在巴哈拉岛上的朋友们。

那以后，她不顾日本军警的命令和警告，又来看过我们好几次。给乔治带来甜食、饼干和衣服。当我对她说，我替她害怕时，她说，“你是我的朋友，看见你短缺东西，我难受极了，我必须帮你。我不担心我自己，我也不怕日本人。可是我那老男人病怏怏的，他照顾不了自己，而且他有糖尿病，必须吃全麦食品，还必须吃犹太饭。如果我被关起来，他会没命的。”

我再没见过她。那以后不久，她因为帮助澳大利亚战犯逃跑，被控谋反，关了很久。被释放以后，又遭拘押。终于在停战前不久，遭日军枪决。幸运的是，她丈夫在那之前已经去世。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下午，山打根的日军司令官高桑少校来了。他喝得烂醉，而且正在发火，大摇大摆从病房走过。这里除我和乔治以外，还住了另外五个犯人。司令官对那些犯人大喊，说他们应该出去做工，而不是躺在医院的床上，命令他们立即离开医院去巴哈拉。接着转向我和乔治，问“什么病？”

“疟疾，”我虚弱地说，随着闭上眼睛，等待腿上或者额头上被他抽一条口子。

“宝宝什么病？”

“也是疟疾。”

“你留在这儿，”他说，我到最后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一个小时以后，那几位在卫兵看押下离开。其中有一位75岁的老人，他卧床的病因不下十种。还有一位美国牙医，雷德罗大夫，脚上有骨折，腿几乎拽不动脚上裹着的石膏。一位妇女患了胃溃疡和胆结石。另一位妇女厉太太，中华民国领事馆助理的夫人，带着刚刚出生10天的宝宝。被强制离开医院时，厉太太正因为奶阻塞而发着103华氏度的高烧，抱着宝宝，拖着行李。他们带着这些行李，得走下一段大约一英里长的陡坡，才能到达码头。

后来听说，高桑少校那天检查出了严重的性病，来医院诊治。

一天在医院里，玛丽护士以及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伤心地对我讲起巴哈拉犯人的屈辱一天。无论男女，但凡被确定为健康的，都被小船运到了山打根。男人修路，填坑、平地、除草，干完了活全部站在广场上，公开展示大英帝国的覆灭。

女人们则被带到从前山打根宾馆的后院，我们从前开舞会的地方，如今是日本兵的营房，让女人们来替他们洗衣缝补。他们走到她们跟前，当着她们的面，把制服脱掉扔下，令她们洗干净缝补好。士兵们就光溜溜地，或者带一条裹腰布坐在一旁发号施令。还有不少士兵干脆就光着身子与女人们一起，在厨房里呆一整天。

一个妇女后来对我说，“看见男人裸体没什么，可他们光着坐在厨房里，实在太恶心了。”

那天，日本人在本地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来看看你们的英国统治者现在的样子吧，这就是你们的主子！”

可本地人十分同情旧主，因此在那一天开展了许许多多的走私。

玛丽护士在医院里向我描述了她所目睹的一切：“糟透了！我为他们难过！他们被打、被虐待、被踢。我还看见凯斯先生，他躺在广场上，痛苦地呻吟打滚，受了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哦，那些日本人！我真替您伤心！”

我说，“你肯定那个躺着呻吟打滚的是凯斯先生吗？”

“哦，是的，夫人。他还说，‘告诉我妻子，我会坚持到最后！’”

“玛丽，你说的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事实上，我相信了。

后来我了解到，屈辱日那天，哈里病得很厉害，根本没有离开巴哈拉岛。

那天结束的时候，犯人们被送回巴哈拉，他们十分高兴能够回到牢里。那是难忘的一天。

在医院期间，医生警告我们，不能和外界接触。尽管我们目前住在医院，但羁押状态不变，仍然处于军事监控之下。想到如果我犯规可能会连累医生，因此尽量地遵守着这些戒律。

可我们从前的女佣阿银，立刻得知了我们在医院的消息，于是食物、钱以及各种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私运了进来，还包括乔治的搪瓷锅。三天后军警就知道了，并且以死刑威胁，让她立即停止。我被吓坏了，求她别再干了，可她锲而不舍，各种东西还在溜进来。

我们所有的亚洲人老朋友，华人、土著、菲律宾人，都建立了各自的时间段联系我。正确的时间点是在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这时医院休息，算是走私者的法定钟点。护士们要么在睡觉，要么进城去玩Bingo，要不就在电话里听乐透开奖。病人们在睡觉，在死去，或者在整理床。也绝没有任何官员会在这个时候到医院里办理公务。

我通常便会从午睡中被一个坐到我床上的亚洲老友惊醒，手里握着一把日本钱和一篮子食物。一般来说，钱我不收，因为我知道他们挣得很少，根本匀不出来。

返回巴哈拉的头一天，我花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把价值350元的日本钱缝进我的裤边里。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亚洲人托我给他们关在牢里的朋友带去的。我们的回程被乔治突发的疖子意外推迟了24小时。拜这个意外所赐，第二天下午的休息时间，一位年轻的华人来到我床边，从衣服下面掏出一大叠钞票，请我带回去，按照他给我的一份清单上所列名字和数目分发。他说，他特意将这些钱全部换成1元一张的，这样方便我分，一共有325元。加上我本来已经收到的，一共是675元。这在战争初期是一大笔财富，那时物价还十分便宜。

我吓坏了。衣服里早已沉甸甸地塞满了钱，再找不到地方来藏，更不敢携带一份写满名字的清单。我随时都可能被叫走，但又无法拒绝这些对巴哈拉的犯人意味着食物和健康的钱。我于是让这位华人去把钱都换成10元或者20元的钞票再带回来给我，我将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它们带进去。20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按我的要求换了钱，一下子负担减轻了不少。

这天夜里，我又忙了一晚缝纫。在裤子里面加了一层腰带，将钱藏在中间。但凡搜索稍微严格一些 ，我所做的这些努力，根本不能蒙混过去，便也只能寄希望皇军一如既往地蠢。缝好之后，我把清单上的名字和数目背了下来。

那晚我睡得极不安稳。除了那些我盼着能混过去带进牢营的现金外，还有10磅白糖，2听黄油，2听奶粉。这些都被藏在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里，也就是说，裹在衣服里面。如果日本人发现并问到，我只好说，是那些护士给我的，但愿没事。

然而私带这一切禁运物资的风险，与一封山打根战俘营的澳大利亚军官写给巴哈拉营里一位犯人的信相比，都算不得什么。我把这封信藏在了乔治的熊猫里，由他抱着。

在整个拘押期间，乔治的玩具和用品一直负责收藏我的秘密。我从不信任乔治，因为他会向任何一个我们遇到的人倾诉我们的秘密。但是他的玩具和用品却十分可靠。即便这样，他对待玩具用品的随意态度却也时时让我胆战心惊。

我们上午9点离开医院，10点半之前已经回到了巴哈拉岛。这次送我们回岛的军官，是当天送我们去医院的同一位。哨兵检查了行李，对那里藏的食品没有说什么；他上上下下对我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把口袋翻出来，也捏过了衣服上厚实的地方，最后放我进去了。

重回牢营。沉闷的木栅栏再一次沉沉地向我压来，身后的铁丝网又将世界关在了外面。一位朋友在门口接我。“有什么消息吗？新加坡被盟军占领，是真的吗？”

“不是。”

“还会持续很久吗？”

“起码一年吧。”

“哦，别这么悲观好吗！”

那是1942年的12月。

乔治也有他的朋友来接。他们立刻开始争抢那个熊猫。那朋友把熊猫抢了过去，扔到了铁丝网外面，落在离哨兵脚下十尺之外的地方。熊猫里面塞着澳大利亚战俘军官的信。我的心沉了下去。

“乔治，让哨兵把你的熊猫扔进来。”哨兵通常会愿意替小孩儿做一些他们不肯替大人做的事。

乔治这时忽然变得怕事起来：“那哨兵会生气的。”

“可是宝贝，你不想要你的熊猫吗？”

“我没事，就给哨兵玩儿吧。”

“别傻了，请他把熊猫给你吧。”

“是我的熊猫，我不想要了。”

“把那熊猫拿回来！”

乔治听懂了我的口气，乖乖地要回了熊猫。那位巴哈拉犯人收到了信。第二次再用熊猫藏秘密时，我告诉乔治，熊猫做了手术得留在医院几天，然后把熊猫放进行李箱里，直到过关。

我带信给哈里，让他当天晚上见面。上一次见他，还是我和乔治发病那天夜里，那位同情我们的哨兵将他带到女牢里来。

哈里在椰子树下等我，我递给他一叠钱，那是带给那些男犯人的。他在草丛中清整出一块空地，我们坐上去。哪怕是在监狱里，能跟他在一起，也是一件多好的事啊。

我们看天，看星星。天上没有月亮，我们当然不会选择有月亮的晚上见面。一边听着牢房里的犯人哼歌儿。

“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是什么还能让他们开心？”我说道。“欺骗自己没用的，起码还有一年，我们不会被放出去。那些新加坡或者香港被盟军重新收回的传言都是假的，美国压根没听说此事。山打根的医生跟我说，战事跟六个月前一模一样。天呐，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一年，绝对活不过去的。”

“牢里有很多关于遣送回国的说法，”哈里说。“也许妇女和孩子会被送回家。”

“那你呢？我不想离开你自己回家。”

“如果真有机会，你得走！”

“可是哈里，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还会在这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啊。为什么？这些食物支撑不了六个月，在这种气候，这种污浊下。”

【译者简介】穆青，笔名黑爪，计算机科学博士，在加拿大从事电脑业多年，译著有《风下之乡》《万劫归来》《带猎犬的女子》等六部；曾在“腾讯大家”和《侨报》开设专栏，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

原标题：《穆青：《万劫归来》之第四章“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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