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事态宣言”之下 求助者挺不住了

“请救救我。”4月下旬某日夜晚，生活贫困者救助团体收到了一条求助信息。次日，救助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当地议员共6人赶到位于千叶县的一处道路休息站，求助的40多岁男子身上只剩150日元（约合人民币9.97元）。该男子说：“才40多岁就要申请救助，自己都觉得很羞愧。”、“硬撑着但实在挺不下去了”、“一直在担心是否能得到救助”。经救助人员安排，该男子住进了一家商务酒店，他说：“已经有半年没在床上睡过觉了。”据了解，该男子出生于日本东北部地区，儿童时代起家庭就并不富裕，后来便长期与父亲辗转各地生活，最终在千叶县一个靠海城镇找到了一份工作，自此留在当地。后因与雇主发生冲突而便辞去工作，导致无力再继续支付房租。自2019年秋天开始，他便在自己的车上生活。天气寒冷时只能在身上贴几个“暖宝宝”、裹着毛毯睡觉。冷的受不了时会去网吧借宿。他从去年秋天开始以派遣和日结薪水的方式去工厂和搬家公司挣一些生活费，但疫情蔓延后，他丧失了工作机会，而且好几天使用同一只口罩，无法做好防护措施。他说：“自己很少和别人接触，工作也一直没有着落，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没有钱的恐惧比被传染还大。”4月7日政府宣布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后，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越来越多的网吧暂停营业，他身上的现金也所剩无几，汽油也基本耗尽。无奈之下，他通过便利店的免费WiFi发了求助信息。

据悉，救助团体已帮助该男子到当地政府申请相关补助和寻找住所，该男子也慢慢重拾信心，计划开始找工作、努力恢复正常生活。

救助工作压力巨大 求助者不满福祉系统

与34个救援团体合作的“新冠肺炎灾害紧急行动”项目事务局局长濑户大作几乎每天都与求助者见面，并确保他们当日的住宿。濑户大作介绍，发出求助信息的地点除东京都内，还有埼玉、千叶、栃木、神奈川以及静冈。他说，有的求助者连续几天没有吃饭，基本上所有人身上现金只剩几百日元。多数人白天一边寻找住处一边寻找工作，没有解决办法最终发送了求助信息，也有人曾试图自杀。濑户大作说，此前发送求助信息的人多为20至40多岁的男性。进入5月后，经常一天内帮助3名求助者，近期也每天都在忙于开展相关救助工作。

为求助者支付的住宿费、餐费均来自“新冠肺炎灾害紧急行动”募集的捐款。该项目自3月24日启动至5月24日期间，共处理求助信息210件，紧急支付的住宿费、餐费等共计5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4.51万元）。

据了解，随着求助信息不断增加，救助的资源也日渐紧张。为确保有足够的人员应对咨询、实际解决每名求助者的困难，各团体人员频繁与他人接触，时刻面临着感染风险。而因为不满救助不及时，控诉“福祉系统崩溃”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即便如此，濑户大作仍在收到求助信息后，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尽快赶往求助者身边。同时他还担任核电事故避难者支援团体“避难协同中心”的事务局局长职务。他曾在2017年，救助过一位离开福岛到首都圈城市避难的50多岁女性，但不幸的是，该女性在失去政府援助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濑户大作说：“如果第二天再去处理求助信息的话，人可能就不在了。所以要尽自己所能尽快施以援手。”

申请临时居所不易 手续繁琐耗时过长

在政府发布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前一天的4月6日，东京都发布消息称，为因失业等失去住所的人群提供的援助费用总额超1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963万元）。主要包括协调商务酒店等设施紧急提供100间临时居所、提供500间临时住宅。截至5月20，累计共有997人入住了东京都准备的临时居所。但据实际协助申请住所的救助团体工作人员透露，政府的受理窗口到4月下旬还没有开放，需辗转多个市政府窗口才能提交资料。而因面谈、填写材料等受理程序繁琐，政府工作人员、申请住宿的人、救助团体工作人员长时间共处一个房间，面临很高的感染风险。有的人因申请没被批准而当场失控引发混乱。

安排住所成最大难题 外国人求助者大增

日本政府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后，对网吧的停业要求一旦结束，提供临时住所的政策也将终止。对于像濑户大作一样的救助人员而言，帮助求助者安排住所是将要直接面对的最大难题。目前，类似“虽然现在还租住在公寓里，但已面临负担不起房租的情况”的求助信息内容逐渐增多。预测向“新冠肺炎灾害紧急行动”发送求助信息的人群范围，将从“网吧难民”扩大到其他群体，而求助者中，外国人也在大幅增加，最多时曾一天收到了80条求助信息。

濑户大作说：“现在是特殊时期，基于灾害救助法，政府有义务免费向贫困阶层提供住所。”他表示，政府应延长住房保障补贴的发放期限、废除上限额，并把中层收入人群纳入支付范围内。他表示，已做好“新冠肺炎灾害紧急行动”的救助会持续一年以上的心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