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人问韦晴光想去哪里，出生于广西的他不了解日本，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说“热一点的地方吧，北方冷了受不了”。对方告诉他，南方的熊本有家LALALA公司，乒乓球队要人。他没多问就去了。

“我来一看，哇塞，傻了，这地方真是农村啊！田里盖一个楼，就在里面健身打球。”能待得住吗？回国吧？这两个问题，不仅石小娟问他，他自己也问自己。一问就是很多年。然而刚从四年一度紧绷的奥运周期中解脱出来，想休息的心阻挡了他们回程的脚步。

在LALALA俱乐部的“ 运动员生 涯”，和在国内时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等 待上场的时间，他睡着了也没人管，轮到他 了，监督（教练）喊，“韦晴光起来啦！”他 就上去，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

日本国内的联赛赛制规定外国运动员在团体赛中只能打一场，当时LALALA俱乐部所属级别只有8支队伍，所以韦晴光只需要上下半年各打7场球，其余时间想干什么都可以。

训练也是，下班后开始，一天就两个小时，下午六点半到八点半。韦晴光按以往的习惯六点就到，做做准备活动，可有时等到七点半都没人来，“因为都在加班”。加完班，“叮叮咣咣打几下就回家了”。他又傻了：“我说，这叫队伍啊？！我教都没法教。”

但是待着待着，就慢慢适应了。国家队有人叫他回去教球，他觉得“还没歇够”，歇着歇着，问的人也就不问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人来日本主要是帮企业队打球，而不是教球。

在日本打球的报酬虽然比不上德国，一年也有五六百万日元，比国内是高多了。韦晴光最初的计划是先待几年，赚点钱，回去办个退役仪式。然而1993年儿子出生，打乱了他的计划。儿子小的时候，他和石小娟每年带他回一次广西。广西缺人，世界冠军一个也留不住，他想回去试试吧，全家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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