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楼继伟理事长在50人论坛中美圆桌对话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2018年3月27日

开场发言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我先做一点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我的观察是我们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现有的WTO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我认为，美国现政府的立场或者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上周六参加发展高层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曾经提到了特里芬悖论，在座各位都是大牌学者和专家，对此不会陌生，但我还是要做一说明。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好处；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

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又降到了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在我看来又处于过度透支的状态，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WTO规则被特朗普总统认为不公平，要认识到这个规则是国际广泛共识的结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试图单方面强行修改，只会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WTO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TRIPS，实际是源自美国301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提示美国的全球责任。刚才提到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后期，当时财政盈余达到2370亿美元，占GDP的2.5%。这种情形下，美债的发行规模就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和风险对冲资产的需求。为此，美国在自身融资需求之外，额外发行了一笔1000亿美元的债务并支付利息。这就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在履行全球责任。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要求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却又给我们下计划指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下达计划指标了！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这些。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这是中国的一方面看法。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对此我是很清楚的，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有跨区域性合同，属于统一市场的事务，都是由联邦或中央管辖，在中国是双管。最高法院管规则，具体执行的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中级法院，却属于地方管理，可能会有地方保护。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回到我们的主题，“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总理时，作为习主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别代表，我作为财长协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开玩笑：“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我觉得比喻的很恰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开门教子，闭门教妻”。如果夫妻敞开门来打架，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谢谢！

总结发言

我非常欣赏大家刚才讲到了一般美国人的感受，心理不平衡。我首先要补充一下美国高层战略家的感受。我也接触过一些，总体来讲他们是失望的。他们设想将中国引向市场经济，中国就会自然走向西方的民主，但是发现落空了。中共十九大和近期的修宪，进一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些人失望，所以他们要找回面子，要进一步威胁中国。但失望就失望吧，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刚才举的例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做了很多工作，中央政府层面修改了3000多件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层面清理了9万多项，这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按照美国的宪法，有一个州际贸易条款，国际和州际之间的贸易是联邦的权力，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出台9万多项法规、需要清理的数量是中央政府的30倍的情形，所以刚才Park先生也讲到了，中国有很多执行不到位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过程中有多大的利益需要调整！没有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人担心主席任期制取消了，中国会不会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路线已经确定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再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自由的，不可能再回到压抑。刚才我其实只是点到一个例子，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要加紧解决，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你们就只好失望。

第二，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我非常认同汪洋同志将中美关系作为“命中夫妻”的比喻。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三，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比Park先生讲的还要多，在中国的企业之间太多了，不公平很多，相当多的是体制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不重视。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知识产权法院是中级法院，而且不是中央直管的法院，地方政府可以在国际贸易领域出台9万多项法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有全世界都有好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