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加州电力危机时的美国电力

2001年3月16日我们离开了日本福冈，飞往国外考察中最重要的一站——美国，我们在美国逗留了八天。

沿着从西向东再往南的路线计划，我们将加州作为了此次考察的起点。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我们拜访了加州独立系统运行机构ISO(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以及PG&E(太平洋天然气电力公司)，了解加州电力改革情况。离开加州之后，我们又飞往东海岸。在纽约，我们访问了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在雷曼大厦的顶层，雷曼公司负责人接待并宴请了我们。该公司豪华气派的装饰、彬彬有礼的侍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在八年后，这家成立百年的世界著名投行居然成为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第一个倒下的巨人。

此后我们又拜访了公共服务公司集团(PSE&G)、PJM以及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简称FERC)。考察过程中，我们还与美国前能源部部长、雷曼兄弟公司投资银行部资深顾问施莱辛格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获得了很多的信息，施莱辛格很多的观点都让我十分敬重。在他看来，落基山脉的阻挡使得美国并不适合建立一张统一的电网，建立两个RTO(区域输电组织)才是美国电网的理想选择，他还提倡发展以电力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与施莱辛格先生会谈结束之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亚特兰大。在这里，我们拜访了南方公司以及迪尤肯(Duquesne)电力公司。

这次考察让我深刻体会到美国联邦制背景下各州独立性的特点。从电力危机造成的加州，到同样组建了ISO却取得成功的PJM，再到成功推行厂网分离的南方公司，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即FERC法令的大框架下，各州的电力改革可谓千姿百态，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的电力改革在美国似乎并存。

一、加州电力危机

一到加州，我便目睹了加州电力危机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前任戴维斯州长虽然能带来全州的富裕，却因为电力改革的失败，一招不慎而断送了自己的仕途，缺乏安全感的美国人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代言人来解决加州的矛盾。可以说，施瓦辛格政治梦想的实现正是加州电力危机成就的，让他从一名电影明星一跃成为加州州长，成为继里根之后第二位踏上美国政治舞台的影星。

加州电力危机的爆发有多重原因，其中既有改革方案设计的缺陷，也有气候干旱的偶然因素作用;既与加州的内部因素不可分割，又与美国的电网格局密切有关。这具体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1)电力短缺，供不应求。

第一，产业发展导致电力需求迅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整个美国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电力负荷快速增加。特别是在加州地区，在硅谷电子产业高速发展的带动下，电力需求迅速增加，加州的电力消费增长率连续两年超过13%。然而此时加州的电力供应市场又出现短缺危机，造成了供求的严重失衡。

第二，改革措施不当致使电力公司负担沉重。

加州是美国第一个正式实行放松电力管制改革的州。根据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即FERC于1996年4月26日颁布的第888号、第889号法令，1996年6月，加州通过了实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AB1890法案;1997年3月，加州开始开放电力批发市场，引入竞争。然而改革中，加州实施了一系列不适当的措施：它强迫电力公司出售50%的发电容量，同时又禁止电力公司和发电企业之间签订长期合同，所有的交易必须在电力交易市场(PX)进行，由PX采用竞标规则，进行电能拍卖，而且只允许单日的现货交易。这就造成在需求增长、电力供应紧张之时，发电企业不可避免地产生操纵价格的冲动，制造购买恐慌，抬高电价。2000年上半年，加州的电力批发价格为20美分/千瓦时，到11月就涨到了40美分/千瓦时。

与批发电价飞涨形成对比的是，零售电价却因事前的冻结规定无法提高，这使得处于中间环节的需要承担供电义务的电力公司无所适从。太平洋电力公司和爱迪生电力公司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我们刚抵达加州时，电力公司所欠债务已高达120亿美元，当三天后我们飞往东海岸时，这一数字又已增值130亿美元，到我们离开美国结束考察的时候，这一数字达到140亿美元。

电力公司的捉襟见肘令很多发电商担心其无法支付成本，再加上政府迟迟不肯伸手进行救援，导致它们不敢向电力公司售电，这进一步加剧了供求不平衡的紧张状况。

因此，也就在电力危机爆发后不久，当时价值最大的电力公司——太平洋电力公司就于2001年4月申请了破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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